想念老班长孙大春

2024-05-29 | 来源:本网 作者:谷培生
  我的老班长孙大春同志是湖北省应城县(今应城湖北省应城市,古蒲骚之地)人。我与他于1977年4月初在华县(今渭南市华州区)一别,已47年矣!人生罕有两个47年,况重情重义之战友乎!
  2024年4月6日早上,老首长赵日杰微信发来老班长孙大春同志的退伍证、伤残证图片,说起孙大春同志受伤致残、立功受奖的故事。往事并不如烟,五十年往事注上心头,打山洞故事历历在目。
  孙大春副班长负伤致残,是1975年7月的事。下面,我就将事情的经过以及我能见证的依据,付诸电脑,告诉世人,献给战友。
  2000年12月20日,我在《我的大学》(收录在我的散文集《崇尚自然》中,发表在网上,百度可见)一文中写道,孙大春副班长负伤致残时,我们班在华县石堤峪的4768工地打风钻(我说的风钻,即w-25型风动凿岩机)。我们班施工的洞口,有鲜红的标语口号,横幅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两边的对联是“粉身心不跳,碎骨眉不皱。”
  2003年9月20日,我在《新兵情结》(收录在我的散文集《崇拜人生》中,发表在网上,百度可见)一文中记载,1975年3月4日,我结束新兵训练,分到一营一连。当时,我们一连“连长(后为营长)赵日杰,62年兵,河北邯郸人;指导员高玉维,65年兵,山西太谷人;副指导员(后为连长)成玉川,65年兵,山西文水人;副连长(后为指导员)段寿妹,63年兵,湖南安仁人;一排长陈金明,二排长刘祖元,三排长胡先华、四排长李深平,司务长罗梅初……我们三排的胡先华排长是66年兵,安徽无为人。我们七班有7个人,班长兰木森,湖北汉川人;副班长孙大春,湖北应城人;还有蔡和生,湖北应城人。这三位都是71年兵,还有两位73年兵:广东东莞的莫满洪(后改名莫洪明)、温成均。再就是我和同乡李普选。”“我们3排7班一共有3部风钻,副班长和我1部,老蔡和小李1部,两位老广1部。”——也就是说,我和孙大春同志是打一部风钻的战友,是在现场的。
  我在《新兵情结》记述了孙大春副班长负伤的经过:
  1975年7月中旬的一个深夜,快下班了,我从上阶梯到下阶梯。3部风钻都在下阶梯的中间打最后的眼。不知是天照应,还是第六感觉,我直觉到洞顶有什么问题,一抬头,一块两三方大的石头正撕离洞顶,我不是英雄,做不到“粉身心不跳,碎骨眉不皱”,当时大脑的唯一感觉是躲开。我在右手松开风钻的同时,左手拉左边的小李,迅速后跃——说时迟,那时快,就那么半秒钟的功夫,石头就砸在我刚才打风钻站立的地方,风钻和副班长孙大春压在了石头下面。我们几个人奋不顾身扑上去,用铁橇撬石头,从理论上讲,有一块石头松动,就可能还会塌方,但我们根本就顾不上想那么多。撬开石头,同志们把副班长扶在我的背上,我背着就往洞外跑。回到连队,我才发现自己浑身上下全是血。就这样,我还穿着满身血渍的工作服(工作服是定期发放的,不到期不给换),又打了几天山洞,过“八·一”节后,我跟随连长赵日杰到河南灵宝县的故县教导队学习。
  孙大春同志负伤后,是我背出山洞的,但我没有背下山。塌方后,班长兰木森立即派莫洪明同志跑出山洞(后来我才知道是到工地值班室报告),我把孙大春副班长背出山洞,到洞口,就来了担架抬走(记不清是谁抬走的,应该是连卫生员和营卫生所的同志),他们沿着施工便道往上下跑,刚到山下,团卫生队(驻扎在我们施工山外几公里地的李家坡)的救护车风驰电掣地赶来,把副班长拉往西安。

  2020年4月19日,我在《擐甲执兵有血性强军路上做奉献——为中国人民解放军32719部队讲座》(收录在我编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建筑第204团纪念集》中,发表在网上,百度可见)一文中说:
  1975年7月24日凌晨,我从上阶梯撤到下阶梯打眼。和我一部风钻的副班长是71年湖北兵孙大春同志,他扶过钻杆后,就蹲在钻头旁边(作业面的斜坡上,距离我三米远近),用手势告诉我,这是最后一个眼,打完就撤。我抬头看他手势时,仰视洞顶,只见一块两三平米大的石头正撕离洞顶,我大喊一声“躲开!”同时右手松开风钻,发出撤离的手势,左手拉动左边的小李,迅速后跃——说时迟,那时快,就那么几分之一秒的功夫,石头就砸在我打风钻时站立的地方,震起一米来高的石渣石尘,我的风钻和钻杆都砸在了巨石下面,副班长倒在石头边上。我们6个人奋不顾身扑上去,用铁橇撬开石头救人。我们知道,有一块石头落地,随时可能还有塌方,但我们根本就顾不得那么多。撬开石头,同志们把副班长扶在我的背上,我背上就往洞外跑——副班长孙大春同志得救了,可惜重伤致残了。一位老实厚道的好同志!
  我在《新兵情结》记述了孙大春副班长负伤的时间是“1975年7月中旬”,在《擐甲执兵有血性,强军路上做奉献——为中国人民解放军32719部队讲座》具体到“1975年7月24日”,基于以下两点:其一,事后几天(肯定不到10天,也不是三五天,我记得是一周时间),就是八一建军节。这是我在部队过的第一个八一建军节,何况八一节后的第二天(8月2日)我去教导队学习一月,回连队后担任保管员(也叫材料员),这个时间点是肯定的,绝对不会错的。其二,我的工作服血染,第二天上午我提出换一件工作服,班长说不到换装时间换不成,我第二天穿着背部上半部完全被血染黑(就是这一次让我知道:血液流出来时是红色的,过一会就是黑色的,浸染在棉衣上很黑很黑)的工作服上班,因为副班长负伤住院了,班长兰木森指挥我打风钻。也就是说,孙大春副班长负伤的时间绝对不是星期六(那时候周六上班、周日休息)。1975年7月24日是周四,距八一节正好一周时间——距离八一建军节不到10天,也不是三五天,我记得是一周时间。
  孙大春同志伤愈后回到连队,我是连队保管员,住在连对营房150米外(进山公路与通往741工厂小路的十字路口)的路边。孙大春同志的父亲、对象来了,安排住在连部左侧的一个老百姓家中(孙大春同志的父亲、对象走后,安排在连部就餐)。此时,连长赵日杰晋升为营长,在西安办事处(203部队)学习去了。时任连长成玉川、指导员段寿妹、副连长陆善利、副指导员胡先华。
  孙大春同志为人谦和、心底善良、业务精湛、作风过硬,受伤后荣立三等功,既是应该的,也是必然的,更是肯定的。
  孙大春同志的档案里有关于荣立三等功的记载,可他本人一直没有见过三等功的证书、证章和喜报——英雄流血又流泪,怎不令人扼腕长叹!
  我在延安,南望星空,祝福老班长孙大春同志健康长寿!
  2024年4月6日

责任编辑:韩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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