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开迷雾看本质——闲话经济
2024-01-10 ｜ 来源：本网
作者：任永强
2023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旧的壁垒被加速打破，置身于百年变局中的我们每个人都感觉难，要用一个字形容就是“卷”。这一年，夏天特别热，冬天特别冷；用主流媒体的话形容，经济在波浪式发展，在曲折中前进。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5%，二季度增长6.3%，三季度增长4.9%，预计四季度增长5.6%，全年将保持在5%以上的增速，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30%以上，呈现出“这边独好”的景象。
从我国经济数据看，仍然保持了中速增长，但人们为什么“卷”呢？“卷”源自“内卷”一词的简化，意指人类社会在一个发展阶段达到某种确定的形式后，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人们经历了三年疫情后，普遍感到“事业不易、工作不易、赚钱不易”，特别是疫情结束后，经济发展仍然不理想，从投资、消费、出口三大需求看，市场信心仍然不足，社会预期偏弱，债务风险压力较大，特别是房地产和出口较大幅度的快速下滑，短时间内产生了巨大的需求缺口和风险敞口，楼市停滞，生育率再创新低，3000点保卫战反复拉锯，因此在微观主体的行为中出现了“去风险”和“低欲望”的特征，面对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和环境，无奈的选择“躺平”。
虽然我国经济仍然保持了5%以上的增速，但经济运行中出现了分化式恢复，基础不牢固，经济活动仍较低迷，一些问题还没有得到明显的改观，如微观活力不足、微观发展能力不足、微观主体信心不足。这三个不足，即信心问题、预期问题、能力问题，最后导致活力缺乏，这就使得普通百姓还不能感受到经济好转的氛围，感觉微观经济好像还不是那么景气，在宏观数据与微观感受之间存在“温差”，感受不到经济整体复苏的效应。
抽丝剥茧分析经济运行情况，发现了几个反常现象，即在经济运行中出现了高M2增长、高社融增速和低通胀现像，也就是说，货币供应量保持了高速增长，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不升反降。数据显示，2018年12月到2023年11月，我国广义货币M2由182.7万亿增加到291.2万亿元，增加了59.4%。而同期CPI在2020年1月升到5.4%，随后快速下降，到2020年11月降到-0.5%，之后基本维持在2%的水平。从2022年9月以来，货币供应量M2月增速均在10%以上，但CPI却持续下降，由2.8%重新跌破零，到2023年11月成为-0.5%。按照经济学原理，任何通货膨胀都是超量发行货币的结果，美国多年来经济运行的实践都证实了这个理论，但我国这几年经济运行表明，货币供应量一直在高位运行，经济环境却是紧缩的；第二反常现象就是社会融资增速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背离。从理论上讲，社会融资应该绝大部分用于投资，然而近年来的现实是，社会融资长期保持两位数增长，2023年1-11月社会融资增速仍然达到9.4%；而固定资产增速在个位数，且不断下降，甚至出现负增长。2016年至2022年6年间，社会融资基本都维持在两位数增长，最高达到21.39%的增速。但同期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却节节下滑，从7.3%先降到5.1%，2023年1-11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仅增长2.9%，其中，民间投资同比下降0.5%；第三个反常就是作为经济晴雨表的股市，和经济现实严重脱节和反差。我们近几年经济一直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在全球经济中“一枝独秀”，股市却全球垫底，反观股市20年反复在3000点徘徊，中小投资者损失惨重，我个人认为我们在最初设计上仅考虑了融资功能，而忽略了投资属性，从2015年到2022年沪深两市IPO2500多家，融资规模从每年1500多亿元增加到6000亿元。三个反常现象说明了降息空间已经很小，而刺激经济回升的效应不断弱化；说明各类投资者信心不足，融资难以进入实体经济；说明股市已经失去投资功能。
特别在经济运行中，从发行的货币看应该不缺钱，那么央行超发的钱去哪里了？就两个字“还债”了，新增加的货币没有进入实体和市场，而是用于“借新还旧”。大家只要认真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就不难理解了，会议多次强调“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是当下的重点工作。我个人认为是为了我国经济长期稳健的发展，用“时间换空间”，是一种务实、强化政策实效的关键所在。从当前现状看债务确实已经严重的影响到经济运行，特别是房地产头部企业不断爆雷，再加之各地平台公司出现违约，给人们在信心上一定的冲击。笔者认为，对于城投债问题切不可大惊小怪，自己曾经在平台公司任职九个年头，应该说有切肤之感。地方融资平台即“投资公司”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其产生的时代背景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中央与地方财政分税制改革，地方政府财力在维持基本职能运转需要依靠专门的实体企业作为融资工具，来满足日益增长的基础设施融资需求。回顾二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地方政府利用融资平台举债超前建设，极大地推进了城镇化进程，城市面貌日新月异，民生基本公共服务条件获得极大改善。地方政府虽然承担着巨大的债务负担，但也积累了百万级的地方国有资产。地方融资平台承担了大量基础设施建设，拉动了固定资产投资，扩大了国内需求。特别是在经济新常态下，融资平台在应对外部市场冲击、消化实体产业部门产能过剩、稳定经济增速和引导社会资金流动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融资平台存在的债务问题，我个人认为是发展中的问题，发生大面积违约问题不仅不可能，也不会蔓延。大家知道城投债务是人民币计价的，不是美元，我国是主权国家，有铸币权，退一步即使我们选择通胀，也不会选择大面积违约带来的系统性风险。从客观角度看，65万亿城投债要不要还，要不要马上还。当然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但对于一个主权国家真的未必。拿美国为例，2024年1月2日，美国财政部发布的报告显示，债务总额达到34万亿美元。美国的国债可以说就没想过要还，国债变成了永续债。理论上只要经济发展的增速大于债务增速，一个国家的债务占比就会下降，就没有问题。核心只要经济在发展，货币总量在增加，债务就会不断被稀释。关键一是看我们的债务比例高不高，是不是在可控的范围，如果债务比例过高，就会面临流动性风险，借新还旧都来不及，这样就会存在较大风险。二看债务成本高不高，如果债务成本高，即使我们不新增债务，债务的规模也会打着滚往上涨，也就是说我们的债务利率高于GDP的增速，长此以往也会爆雷。目前国际上有一个指标，即政府负债与GDP的占比，预警线为60%，低于60%的就是相对合理。从2022年数据看，美国的债务率大约为123%，日本为266%，我国纳入预算管理的中央政府债务余额为25.9万亿，地方政府法定债务余额为35.1万亿，算起来仅为50%左右，但是我们还有65万亿元城投债，这样我们的债务率就达103%，远高于预警线。最为严峻的不是债务规模问题，近年来中央一直要求地方政府不得新增债务规模，采取问责等严厉的行政措施有效的遏制了债务规模，但相对而言，城投债的成本仍然较高，有机构测算大约在4.6%左右，现在我们也看到许多政策逻辑都是在压低债务成本，采取置换、严查定融等释放风险的手段。特别是从2023年下半年开始，中央政府推出了一系列财政刺激措施，比如1.5万亿元的化债资金，还发行了1万亿元的国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促进社会融资成本稳中有降”，相信这些措施出台在2024年经济会进入趋势性恢复的轨道。
经济运行中出现的几个现象关键是怎么看？按照西方经济学原理，有些现象解说不通，这正说明了我国在走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道路，坚定的在走符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好的信号，这就是发展的本质，也是符合我们当前经济发展现状，合乎事物发展规律的。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2024年将成为新时代的风水岭。经济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每15年都会有一次重大的转折。1978-1992年这15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分配制度和劳动关系的根本性变化，让社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1992-2008年，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使得经济发展活力极大的迸发出来，民营经济和乡镇企业蓬勃发展；2008-2023年，这期间由于美国爆发了金融危机，我国政府通过4万亿资金刺激经济，成功地扭转了中国经济的颓势，但互联网迅速兴起，房地产的繁荣，成为经济的新增长点。同时在发展过程中（1949—2009年），我们先后顺利的克服了八次危机，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八次大考，都顺利过关了。之所以我对2024年及未来中国经济持乐观态度，是因为我们已经积累了战胜各种困难和问题的经验，已经有一套完善的制度体系，在加之我们的经济发展有韧性，我相信通过我们的改革和创新，在“以进促稳、先立后破”的总基调下，经济将会保持5%的增长。
从我国经济数据看，仍然保持了中速增长，但人们为什么“卷”呢？“卷”源自“内卷”一词的简化，意指人类社会在一个发展阶段达到某种确定的形式后，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人们经历了三年疫情后，普遍感到“事业不易、工作不易、赚钱不易”，特别是疫情结束后，经济发展仍然不理想，从投资、消费、出口三大需求看，市场信心仍然不足，社会预期偏弱，债务风险压力较大，特别是房地产和出口较大幅度的快速下滑，短时间内产生了巨大的需求缺口和风险敞口，楼市停滞，生育率再创新低，3000点保卫战反复拉锯，因此在微观主体的行为中出现了“去风险”和“低欲望”的特征，面对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和环境，无奈的选择“躺平”。
虽然我国经济仍然保持了5%以上的增速，但经济运行中出现了分化式恢复，基础不牢固，经济活动仍较低迷，一些问题还没有得到明显的改观，如微观活力不足、微观发展能力不足、微观主体信心不足。这三个不足，即信心问题、预期问题、能力问题，最后导致活力缺乏，这就使得普通百姓还不能感受到经济好转的氛围，感觉微观经济好像还不是那么景气，在宏观数据与微观感受之间存在“温差”，感受不到经济整体复苏的效应。
抽丝剥茧分析经济运行情况，发现了几个反常现象，即在经济运行中出现了高M2增长、高社融增速和低通胀现像，也就是说，货币供应量保持了高速增长，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不升反降。数据显示，2018年12月到2023年11月，我国广义货币M2由182.7万亿增加到291.2万亿元，增加了59.4%。而同期CPI在2020年1月升到5.4%，随后快速下降，到2020年11月降到-0.5%，之后基本维持在2%的水平。从2022年9月以来，货币供应量M2月增速均在10%以上，但CPI却持续下降，由2.8%重新跌破零，到2023年11月成为-0.5%。按照经济学原理，任何通货膨胀都是超量发行货币的结果，美国多年来经济运行的实践都证实了这个理论，但我国这几年经济运行表明，货币供应量一直在高位运行，经济环境却是紧缩的；第二反常现象就是社会融资增速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背离。从理论上讲，社会融资应该绝大部分用于投资，然而近年来的现实是，社会融资长期保持两位数增长，2023年1-11月社会融资增速仍然达到9.4%；而固定资产增速在个位数，且不断下降，甚至出现负增长。2016年至2022年6年间，社会融资基本都维持在两位数增长，最高达到21.39%的增速。但同期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却节节下滑，从7.3%先降到5.1%，2023年1-11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仅增长2.9%，其中，民间投资同比下降0.5%；第三个反常就是作为经济晴雨表的股市，和经济现实严重脱节和反差。我们近几年经济一直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在全球经济中“一枝独秀”，股市却全球垫底，反观股市20年反复在3000点徘徊，中小投资者损失惨重，我个人认为我们在最初设计上仅考虑了融资功能，而忽略了投资属性，从2015年到2022年沪深两市IPO2500多家，融资规模从每年1500多亿元增加到6000亿元。三个反常现象说明了降息空间已经很小，而刺激经济回升的效应不断弱化；说明各类投资者信心不足，融资难以进入实体经济；说明股市已经失去投资功能。
特别在经济运行中，从发行的货币看应该不缺钱，那么央行超发的钱去哪里了？就两个字“还债”了，新增加的货币没有进入实体和市场，而是用于“借新还旧”。大家只要认真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就不难理解了，会议多次强调“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是当下的重点工作。我个人认为是为了我国经济长期稳健的发展，用“时间换空间”，是一种务实、强化政策实效的关键所在。从当前现状看债务确实已经严重的影响到经济运行，特别是房地产头部企业不断爆雷，再加之各地平台公司出现违约，给人们在信心上一定的冲击。笔者认为，对于城投债问题切不可大惊小怪，自己曾经在平台公司任职九个年头，应该说有切肤之感。地方融资平台即“投资公司”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其产生的时代背景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中央与地方财政分税制改革，地方政府财力在维持基本职能运转需要依靠专门的实体企业作为融资工具，来满足日益增长的基础设施融资需求。回顾二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地方政府利用融资平台举债超前建设，极大地推进了城镇化进程，城市面貌日新月异，民生基本公共服务条件获得极大改善。地方政府虽然承担着巨大的债务负担，但也积累了百万级的地方国有资产。地方融资平台承担了大量基础设施建设，拉动了固定资产投资，扩大了国内需求。特别是在经济新常态下，融资平台在应对外部市场冲击、消化实体产业部门产能过剩、稳定经济增速和引导社会资金流动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融资平台存在的债务问题，我个人认为是发展中的问题，发生大面积违约问题不仅不可能，也不会蔓延。大家知道城投债务是人民币计价的，不是美元，我国是主权国家，有铸币权，退一步即使我们选择通胀，也不会选择大面积违约带来的系统性风险。从客观角度看，65万亿城投债要不要还，要不要马上还。当然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但对于一个主权国家真的未必。拿美国为例，2024年1月2日，美国财政部发布的报告显示，债务总额达到34万亿美元。美国的国债可以说就没想过要还，国债变成了永续债。理论上只要经济发展的增速大于债务增速，一个国家的债务占比就会下降，就没有问题。核心只要经济在发展，货币总量在增加，债务就会不断被稀释。关键一是看我们的债务比例高不高，是不是在可控的范围，如果债务比例过高，就会面临流动性风险，借新还旧都来不及，这样就会存在较大风险。二看债务成本高不高，如果债务成本高，即使我们不新增债务，债务的规模也会打着滚往上涨，也就是说我们的债务利率高于GDP的增速，长此以往也会爆雷。目前国际上有一个指标，即政府负债与GDP的占比，预警线为60%，低于60%的就是相对合理。从2022年数据看，美国的债务率大约为123%，日本为266%，我国纳入预算管理的中央政府债务余额为25.9万亿，地方政府法定债务余额为35.1万亿，算起来仅为50%左右，但是我们还有65万亿元城投债，这样我们的债务率就达103%，远高于预警线。最为严峻的不是债务规模问题，近年来中央一直要求地方政府不得新增债务规模，采取问责等严厉的行政措施有效的遏制了债务规模，但相对而言，城投债的成本仍然较高，有机构测算大约在4.6%左右，现在我们也看到许多政策逻辑都是在压低债务成本，采取置换、严查定融等释放风险的手段。特别是从2023年下半年开始，中央政府推出了一系列财政刺激措施，比如1.5万亿元的化债资金，还发行了1万亿元的国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促进社会融资成本稳中有降”，相信这些措施出台在2024年经济会进入趋势性恢复的轨道。
经济运行中出现的几个现象关键是怎么看？按照西方经济学原理，有些现象解说不通，这正说明了我国在走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道路，坚定的在走符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好的信号，这就是发展的本质，也是符合我们当前经济发展现状，合乎事物发展规律的。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2024年将成为新时代的风水岭。经济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每15年都会有一次重大的转折。1978-1992年这15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分配制度和劳动关系的根本性变化，让社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1992-2008年，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使得经济发展活力极大的迸发出来，民营经济和乡镇企业蓬勃发展；2008-2023年，这期间由于美国爆发了金融危机，我国政府通过4万亿资金刺激经济，成功地扭转了中国经济的颓势，但互联网迅速兴起，房地产的繁荣，成为经济的新增长点。同时在发展过程中（1949—2009年），我们先后顺利的克服了八次危机，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八次大考，都顺利过关了。之所以我对2024年及未来中国经济持乐观态度，是因为我们已经积累了战胜各种困难和问题的经验，已经有一套完善的制度体系，在加之我们的经济发展有韧性，我相信通过我们的改革和创新，在“以进促稳、先立后破”的总基调下，经济将会保持5%的增长。
责任编辑：韩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