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大街的上海阿拉

　　繁华莫过东大街，人流如潮，摩肩接踵，尤其西安东大街钟楼之东，这里号称西安一类商业区。上世纪六十年代这里的特点就是上海味特别浓。一个是位于此的上海酱园，一个就是大上海理发店。都以上海命名，招牌响亮，真正的叫人一听难忘。 　　我住西安西头，即西南城角的那条巷子叫四知村，虽然是城圈内以村子命名的，带点乡村野趣的地方，但巷子里四十年代就建了不少洋房，玻璃窗子玻璃门，还有电灯，加之四处都有菜园子环境还凑和。所以，居民中至少有六七家都来自上海，与街巷当地居民处得都很融洽。我们听惯了上海话，上海人爱自称“阿拉上海人”。 而“阿拉”是我的意思。因之我们就把上海人叫“阿拉”。而东大街才真正是上海“阿拉”的天下。
　　西安外地人中河南人多，可上海人也不少。首先是上海交通大学整体搬迁西安，摇身一变成了西安交通大学。据说当年修建的兴庆公园，就有专门为交大教职员工中的上海人服务的意思。这几年西安有一部秦腔戏《大树西迁》写的就是。
　　东大街解放市场靠东，有一家宁波人开的江浙风味的大华饭店，这家创建于上海，后又在西安设分号的饭店，创建于二十年代初期。原址在今西安市南新街。饭店以经营江浙菜肴和陕西名菜为主。由于经营有方，在西安小有名气，慕名而来的社会名流、党政要员络绎不绝。国民党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就曾于1934年为大华饭店亲笔提名镌碑。使大华饭店一时名声大振。 　　建国后，1950年由宁波人倪子贤等人将大华饭店全部买下，在东大街现址重新开业。新大华饭店选料精良，制作考究，特别是章财祖的烧鱼、烧鱼肚、海三鲜、芝麻肉；郭莲芳的小笼包饺、烧鱼等深受顾客欢迎，生意日渐红火。 还有大华饭店传统名菜炒鳝糊、红烧全鱼在省、市同行业评比中屡次夺魁。钱江肉包、西湖醋鱼、凤尾海参、白汁鱼肚、叫化童鸡、鱼圆汤、芙蓉鱼片、海味蒸饺、鸡肉包子等10多个菜点1990年被评为市十优品种。
　　1985年大华饭店将过去旧房屋翻建成仿古式的二层建筑，营业面积由过去的700平方米增加到1156平方米。1989年又开设了一个有20间客房的豪华型旅馆部。1992年在全国第三届烹饪大赛中特一级厨师杨友林制作的“草船借箭”和“青蛙戏水”被定为国优品种，获银奖。
　　大华饭店这些珍馐佳肴、名优菜点，我无缘品尝，而让我念记的是六七十年代大华饭店的虾肉包，那可是东大街留给西安人最美味的诱惑。当年能在大华饭店临街卖包子处买一个虾肉包子，那可是最爽意的美事了。记得一次人多，排队的在街上绕了一大圈，不时还有人插队，我看着一时也买不上，又不愿去挤着插队，只有走人。于是到钟楼食品店买了一包天津豆，边走边吃，安抚一下咕咕叫的肚子，解个馋，那顾得上吃相雅不雅。
　　骡马市街口有一家东亚饭店，名气似乎更大。1916年创建于上海南京路，1956年遵照周总理的指示，为支援西北建设，内迁西安。七十年代末东亚饭店成为西安市首家旅游涉外饭店，接待过美国总统尼克松等外国元首。还有上海人爱吃的年糕，当年偌大一个西安，只有东亚饭店春节前供应几天，搞得许多上海阿拉半夜两三点就去排队。
　　我上世纪七十年代在铜川市歌舞剧团的同事陈小光，当年被誉为“钟楼底下的鸟”，据他回忆：“我家离东亚饭店、解放市场、西安越剧团就几分钟路，从小就吃东亚饭店的甜、咸豆浆，油条，小笼包子及上海馄饨，东亚饭店的炒菜更是色香味浓。”2017年我们相约聚会，他还说：“不知东亚饭店现在还营业吗？这次回去得搓上一顿。”
　　二
　　早年东大街上有两家食品店，都以卖糕点、烟酒等闻名一时。一家是天生园，另一家便是上海酱园，当然也卖上海风味带点甜的精品酱菜。两家店 “从三十年代开始经营，是当时西安市同类商店中最大的两家店。”最先时上海酱园离钟楼近，就在现在钟楼盘道的位置。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钟楼盘道第一次拓宽，上海酱园因位于盘道以内，被拆迁到靠东一点的新址。我1965年在今天开元商场位置上的钟楼食品店打工时，就听说钟楼食品店的前身是上海酱园。
　　天生园也是从上海迁来的，开始在钟楼东，路南第一家。有在东大街住了一辈子的老人回忆，五十年代 “天生园” 搬到骡马与解放市场之间。以后改名为儿童食品店。《西安市志》记载：“西安市儿童食品商店，位于东大街360号。原名天生园酱园，建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另外，我记得东厅门中段路南有一家名为天生园的食品厂，我在钟楼食品店或南门外南关糕点门市部劳动锻练时到这家厂进过货。
　　而上海老字号的冠生园，曾经西安的东大街也有一家挂着“冠生园”招牌的食品销售店。
　　再有亨得利钟表行，是西安的老字号。1931年，浙江宁波人许庸令先生在南院门购进鼎立商馆铺底，开设“亨得利”钟表眼镜公司，是西安第一家大型钟表店。我想，这个西安的亨得利，和1915年创办于上海的百年老字号的亨得利钟表店肯定有点渊源。
　　我中专同学俞唤平回忆：“亨得利钟表店的资方代表姓应，宁波人，他儿子当年也和我一样，分配到安康工作。”
　　东大街这一带有不少店都有上海来的员工，例如：钟表缝纫机批发部、克利时装店、白玫瑰理发店，需要说明的是西安不少企业，如临潼的标准缝纫机厂、西郊远东公司、南郊的风雷仪表厂、蝴蝶手表厂等等，都是从上海支援西北迁来的。
　　当然了，西迁的工厂、研究院所还有不少上海人。我小学同学黄志伟的父亲，是个高级油漆技师，一月工资360元；当年黄志伟的母亲周仲芸在东大街的新中华甜食店当营业员，记得黄阿姨人洋气，长得像电影院前厅里挂的上海电影明星。我曾跟着志伟去甜食店吃过黄阿姨给买的元宵。“新中华甜食店”地址在东大街，被誉为“元宵大王”。隔壁是大同园浴池。1988年“黑芝麻元宵”获国内贸易部最高奖“金鼎奖”，1993年荣获“中华老字号”称号。当然现在找不见了。
　　上海阿拉在我心目中的印象一直很好。有人称赞，也有人贬损。什么：“阿拉上海人，中国的精神贵族。让本地人羡慕嫉妒恨。”“上海人很精明，过日子也很精细，小菜做得精致呢。尤其是男士爱干家务活，炒菜做饭都有一套，还有的能边走路边织毛线，手指十分灵活。比“油瓶子倒了都不扶”的那种陕西男人强多了。也有一作家写文章遭践：“上海人买了个卤鸡爪，坐火车能从上海啃到西安。”还有人听不懂上海话，嫌聒噪得很，就说：“上海鸭子呱呱叫。”实际这句俗语从“赶鸭上架呱呱叫”而来。后来“呱呱叫” 演变为形容极好、事干得漂亮。确实上海人聪明能干，干活办事也呱呱叫！
　　三
　　那年月东大街的大上海理发店，演绎着东大街的摩登时代。《西安市志》记载：大上海理发店“位于东大街446号，建于1950年。营业面积500平方米，职工64人，其中高中级美发师27人。一楼经营理发工具、美容仪器、化妆品，二楼为男宾部，三楼女宾部，可同时接待百名以上顾客。”
　　因我姑姑家一位表兄1963年前后就到大上海理发店学理发，所以我经常去玩，我表兄叫徐忠勇，是店里高级理发师。所以我对这家店熟得不能再熟。到了八十年代大上海理发店遭遇过一场火灾，火烧财门开。火后，我表兄就当上了大上海理发店的总经理。那一年，大上海理发店改名为大上海美发厅。我跟表兄开玩笑：你们大上海升为厅级，你应当是厅长了。引得我表兄哈哈大笑。 　　东大街上的理发业，还有白玫瑰理发店，那可是和大上海理发店并肩齐名，一时瑜亮，领西安风骚，数一数二的顶级名店。
　　白玫瑰理发店历史悠久，《碑林区志》记载：民国26年（1937年），上海霞飞路白玫瑰理发店技师屠国才在西安大差市口北创办了白玫瑰理发店。次年，上海福西路白玫瑰理发店烫发技师王兆江来西安加入白玫瑰理发店股份，并开展了西安第一家烫发技师服务项目。民国28年，王兆江接收了该店全部股份，到西安解放前夕，已成为配备14只坐椅、16名工人、营业面积为80平方米的理发店，在西安同行业中享有很高声誉。”从《碑林区志》记载看，白玫瑰理发店才是从上海迁过来的最正宗的上海老理发店呀！
　　值得一说的是《陕西省志?商业志》“理发业”条记载：陕西理发业的“名店——大上海理发店、大光明理发店、白玫瑰理发店。”哈哈！三大名店全汇聚在西安的东大街上。大光明理发店曾经位于东大街333号，可惜八十年代末，关门改制，散摊了。
　　有人说这几家理发店把上海的“摩登”带进老西安，但当年也可以说是把“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带进西安。因之当年明文规定禁止女士“烫发”，男士“不理大包头、冲天炮、分头、派克，不许留须，不留鬓角”等等。这在《陕西省志?商业志》中有记载：“1964——1965年，根据商业部（64）商饮服字第019号通知精神，抵制‘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对理发业进行整顿，烫发再次被取消。规定发型必须是‘朴素、大方、整洁、方便’ ……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受‘左’思想影响停止烫发，男发不理大包头、冲天炮、分头、派克，不许留须，不留鬓角，妇女也多是‘柯湘头’。”所谓“柯湘头”。即当年的八个样板戏之外，准样板戏的京剧《杜鹃山》中的女主角柯湘的发型。
　　就是到了粉碎“四人帮”，“文革”结束两年后，改革开放都已开始时的 1978年，烫发业务恢复了，但烫发要按统一标准烫，不准私自“标新立异”。烫发对象只限于演出角色需要的演员，以及华侨、外宾和留学生。我们对小小的一个“烫发”，如临大敌般地封杀，如此荒诞，时间从1964年 到1978年长达十四年呀！我写下这些，不是为了怀旧，而是唯愿提醒人们“千万不要忘记”。 　　四
　　再说西安越剧团，创建于1956年。由陕西省和西安市申请，国家文化部批准，上海市文化局在上海新新越剧团的基础上，又由上海越剧院、上海合作越剧团等十六个文艺团体抽调了一批演职人员组建成立。团长高剑琳，副团长许瑞春，演职人员（当时）一百余人，行当齐全，阵容整齐。主要演员都是上海及江南一带的着名演员。曾多次荣获陕西省戏曲会演、现代戏会演的一等奖，还获得过全国先进集体和全国三八红旗单位等光荣称号。被誉为江南香花北地开，当年不但在西安影响深远，丰富提高了西安的舞台艺术的质量，就是在上海、江浙一带也颇具影响。
　　越剧，这种属于上海阿拉的戏，代表着上海人的精神、气质、神韵，极具江南灵秀之气，唯美典雅，风靡世界。
　　越剧落户西安三十余年，也受秦腔等剧种的影响，在剧目建设上很快发生变化，并显示出了自己的特点。参照秦腔名剧《游西湖》改编的越剧《红梅记》，学习秦腔吹火绝技，1959年赴京参加国庆十周年献礼演出，使首都专家和观众耳目一新。根据陕西碗碗腔传统戏《万福莲》和秦腔《女巡案》改编的越剧《女皇别传》，于1961年回江南汇报演出，风靡上海。后根据秦腔《夺锦楼》改编的《锦楼奇缘》，移植的秦腔名剧《三滴血》，以及根据同名豫剧改编的《红珠女》等，突破了越剧的传统题材局限，也丰富了越剧原有的表演艺术，受到新越剧观众的欢迎。
　　三十年来西安越剧团演出各类剧目150多个。有越剧传统剧目《梁山伯与祝英台》《红楼梦》《孔雀东南飞》《西厢记》等，现代时装戏《家》《啼笑姻缘》，创作剧目《唐太宗》《红梅阁》《琼宫恋》等，深受观众欢迎和喜爱。《梁山伯与祝英台》一剧1956年参加陕西省第一届戏剧观摩演出大会，演出、导演、舞美、音乐均获一等奖，主演高剑琳、曹玉珍、许瑞春获演员一等奖，姚月红、胡少鹏获演员二等奖。先后到北京、山西、河北、山东、安徽、河南、四川、江苏、浙江、上海等地巡回演出。
　　当年越剧团的演员，个个时髦漂亮，这一帮子上海来的阿拉中的娘子军，给西安真正带来了摩登。她们列队从东大街上穿过时，会引起路人睁大眼睛尾随围观，当年就让我明白，什么叫惊艳，什么叫吸引眼球。她们形成了东大街一道最为靓丽的风景线。
　　人群中有年轻人伸出大拇指高声称赞，还有说俏皮话的：“越剧团的阿拉演员，脊背后头一望，把人美死咧，前头迎面一瞧把人爱死咧。唉！一下两条人命。”有的说：“全是清一色，挑梢子的大美人——‘页子板’。”什么叫“页子板”？好像是赞美一个人亮丽标致的意思，我本来以为是回民话，后咨询一回民同学，他摇头否定，但给我说“页子板”就是三十年代那种被称作老爷车的轿子车车头烤了漆贼亮贼亮的前档板。我小时听过也不知对不对。
　　当年我碰到一个年轻小伙子，盯着几个越剧团风姿卓约的女演员一直不放，人家都走远了他还紧盯着人家的背影在发呆，他一个同伴拿手掌在他眼前晃了几下，说：“咋啦？魂丢咧！吸到眼窝里拔不出来咧。”
　　“文革”初剧团被解体，后1978年恢复。1981年剧团以新的演员阵容，新的演出剧目，演遍南京、上海及江南一带。但令人遗憾的是，还是在1987年被撤销而解散了。
　　因为西安有那么多上海啊拉与我们同居一城，让我从小就接受到海派文化全方位的熏陶和影响，拓宽了我的思维意识的境界，摒弃了老陕固有的因循守旧和堕性，当然应该是潜移默化的影响。这包括让我也喜欢上了越剧，包括其细腻如水的柔美，煦风和畅的温润，长于抒情的懦雅，这些越剧独有的艺术风格。因之我也记往了不少越剧名角和优秀唱段，《红楼梦》《梁祝》的王文娟、徐玉兰。越剧电影至少看过五六部，除过《红楼梦》《梁祝》还记得有《追鱼》《柳毅传书》《王老虎抢亲》。七十年代我参加全省文艺调演，还观摩过西安越剧团创作排演的越剧现代戏。
　　西安越剧团虽然解散了，但西安仍然活跃着一大批越剧艺术爱好者，他们自筹资金、设备和资料，于1999年通过西安市文化局审批成立了“西安越剧艺术团”，驻地在西安市案板街，是否为西安保留下越剧之根苗，我们翘首以待。
　　有人拿东大街和上海的南京路比，我以为六七十年代的东大街已经有了南京路的范儿了。我以为，钟楼之东这一段，就是上海阿拉的世界，无疑给人们已留下点“半里洋场” “不夜城”“小上海”的感觉。可现在的东大街更现代豪华了，但这种以前独有的味气却变异了。 　　朱文杰：1948年生于西安，西安市文史馆馆员、“老西安研究中心”主任，西安市诗书画研究会名誉会长、西北大学中国节庆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西安秦砖汉瓦研究会副会长。系中国作协会员、国家一级作家。出版诗集《哭泉》《灵石》《梦石》《朱文杰诗集》（上、下卷）；报告文学《老三届采访手记》；散文集《清平乐》《拾穗集》 《长安回望》《吉祥陕西》（上、下卷），《邮票上的美丽陕西》。

责任编辑：韩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