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的大雁塔（中）
2024-08-13 ｜ 来源：本网
作者：朱文杰
五、“雁塔晨钟”之争
大雁塔院内钟楼
张永禄主编《明清西安词典》载：雁塔晨钟，关中八景之一。一说为大慈恩寺大雁塔院钟。（康熙）《咸宁县志·星舆·景致》"雁塔晨钟"条载："塔乃慈恩寺西浮图院也。""其钟相传为杜陵钟，声洪亮，闻百里。"另一说为荐福寺小雁塔院钟。西安城南二里有原唐长安城安仁坊所建大荐福寺佛塔，俗称"小雁塔"。
《明清西安词典》还载有：雁塔神钟，或称"雁塔晨钟"。据《咸宁县志·星舆·景致》"雁塔神钟"条载：雁塔神钟指西安南郊原唐长安晋昌坊大慈恩寺大雁塔院钟。"塔乃慈恩西浮图院也。……其钟相传为杜陵钟，声洪亮，闻百余里。""又故老相传，谓雁塔神钟为小雁塔寺钟，未知孰是"！
关于相传大慈恩寺的杜陵钟，另有记载说：大慈恩寺的钟楼上悬挂着一口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铸造的雁塔晨钟，此钟高3.4米，蒲牢钟纽高70厘米，另有"日"字形双悬挂式挂件紧系钟纽，将钟悬挂于钟架之上。钟口直径2.2米，钟口唇缘厚12厘米，钟肩部饰以覆莲图案，有6个出音孔，每孔直径15~16厘米。钟上铸有"雁塔晨钟"四个苍劲的大字和铭文"皇图永固，帝道遐昌，佛日增辉，法轮常转"。钟内铭文为："陕西西安府□□有大慈恩寺乃大□□无漏寺，因三藏西域取经回还，大唐太宗敕建慈恩雁塔晨钟，日久……造晨钟一口，用铁三万斤，功成浩大，独立难行，乞券秦藩宗室率官长老十方善男信女喜□资财，成功于嘉靖二十七年吉月吉日铸造完成。"
再就是关于雁塔晨钟为关中八景之说。明清时期也有关中十二景之说，所说却不尽相同。流传较广的说法为：终南山色、玉案行云、樊川晚浦、杜曲花光、杏坪春晓、凤原麦浪、曲江春早、杏园赐宴、雁塔神钟、兴庆夜月、灞陵风雪、渭水秋风。
康熙十九年(1680年)，时任河东盐使的朱集义绘关中八景之图并附小序，每景还附有七绝一首。在雁塔晨钟诗前的序里，他写道：“雁塔晨钟，城南荐福寺有浮图耸立于霄汉者，俗呼为小雁塔是也。”关中八景的具体概念从此固定下来，而关中八景之碑则收藏在西安碑林。关中八景中的“雁塔晨钟”就是小雁塔寺钟。这个概念出现不久，人们就出现了纷争，因为西安有两个雁塔，两个晨钟。
大慈恩寺的“雁塔晨钟”
早在此前十二年的康熙七年(1668)修订的《咸宁县志·星舆·景致》“雁塔晨钟”的记载就说，明清之际的雁塔晨钟指的是大雁塔。该书“雁塔神钟”条所谓的雁塔神钟也是指大雁塔，只是编者又慎重记载：“又古老相传，谓雁塔神钟为小雁塔寺钟，未知孰是”罢了。可见到了清代，当时的人们还是搞不清雁塔晨钟究竟是指哪一座寺的钟。今天我们仍就这个问题在争论着。这是三四百年前就留下的话题，说是各有理由，其实也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笔者以为让两种说法并存，留下一点历史疑问，似乎更好一些。
六、西天取经的法显、玄奘、义净
中国佛教史上从长安西行天竺取经的有三位大师，玄奘虽然名气最大，但并非第一人。因为他前面有法显，后面有义净，属于承前启后的大师。
法显
先说第一人的法显（约337～约422年，本姓龚），他是中国僧人从长安西去印度求经的先驱。后秦、东晋高僧，平阳郡人。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位名僧，一位佛教革新人物，第一位到海外取经求法的大师，杰出的旅行家和翻译家。
“东晋隆安三年”公元399年，年过花甲已64岁的法显从长安出发，偕慧景、道整等，经由陆路前往天竺（今印度）取经求法，又去狮子国（今斯里兰卡）、爪哇等国。游历30余国，收集了大批梵文经典，历时14年，于义熙九年搭乘帆船经由水路返国，归来时已是78岁的耄耋老人了。
法显大师于公元5世纪初返回，抵达牢山（今山东崂山）南岸。到山东后，由于北方战乱，法显于次年南下，抵达东晋首都建康(今南京)。在建康，法显住在道场寺。为了使从天竺背负回来的佛教经典早日在中原流传，他不顾年迈体衰，在佛驮跋陀罗等中外禅师的协助下，夜以继日，不辞辛劳地从事着佛经的翻译工作。数年之间，共翻译出六部经典，计一百多万言。
法显在他的《佛国记》中描写路途上的情景说：“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帜耳。”同行之慧应、慧景于取经途中先后病逝。可见法显一行西天取经的艰苦卓绝，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完成这一大壮举的。
法显游历了佛教始祖释迦牟尼生前居住的拘萨罗国(今印度巴赫赖奇)舍卫城的祗洹精舍，释迦牟尼诞生地迦维罗卫城(今尼泊尔南境)，佛教中心摩竭陀国都城巴连费邑(今印度巴特那)等，又搭商船到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其间瞻仰了许多佛迹，搜罗了多部佛典，刻苦学习梵文，抄录佛教经律，佛学修养有了很大提高。
在《佛国记》中，法显对公元五世纪初期的印度社会状况、民情风俗、佛教发展及山川地理等均作了较为详细生动的记述。在佛教早已在印度衰亡，历史也变得浑沌不清之后，依赖法显的著作才部分地拨开迷雾。
义熙十四年（公元422年)，法显于荆州(今湖北江陵)辛寺圆寂，春秋86岁。事迹载入《出三藏记集》《高僧传》等书。
法显的西行求法，创造了三个第一：在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从陆路到达印度，又第一个经由海路返回祖国。第一个将自己的经历著成《佛国记》的中国僧人，《佛国记》又被称之为《高僧法显传》。这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绝对是空前的。当时有名僧赞扬法显西行求法：“为古今罕有，自大教东流，未有忘身求法如法显之可比。”
而玄奘法师正是以法显大师激励自己西行求法的。
最后再说后来者的义净法师，他也是仰慕法显、玄奘之西游，而西行天竺（今印度）取经求法。
他从长安出发，返回时先到洛阳，后又回到长安在小雁塔荐福寺译经。玄奘在大雁塔，义净在小雁塔，两位大师在长安的大小雁塔创造了奇迹。
义净
《唐代长安词典》载：义净（635～713），唐代高僧，著名译经家、旅行家。14岁时受沙弥戒，36岁在长安与处一法师等人决志赴印求法。据《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载，义净于咸亨二年（671）由长安出发，上元二年（675）抵达中印，乃入那烂陀寺，前后留学十年。光宅元年（684）携梵本三藏50余万颂启程回国，经过室利佛逝（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停留六年，从事译述。天授三年（692）末偕贞固、道宏离开室利佛逝，抵达广州。证圣元年（695）回到洛阳，武则天亲迎于上东门外。
义净离京西游，历时二十五年，游历三十余国，带回梵本经、律、论四百部。回洛阳后，曾参加大遍空寺“华严经译场”，与实叉难陀及菩提流志同宣梵本。久视元年（700），自行组织译场，至长安三年（703）止。先后译出经、律、论20部、115卷。神龙元年（705），于洛阳内道场译经四部六卷。神龙二年至景云二年（711）间，于长安大荐福寺译出经、律、论33部、108卷。据《开元释教录》记载，先后十二年间，义净译出《金光明最胜王经》《大孔雀咒王经》《佛为胜光天子说王法经》《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浴佛功德经》《称赞如来功德神咒经》《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法华论》等经、律、论共56部、229卷，此外尚译有《说一切有部跋窣堵》和其他尚未流行的译作颇多。据同时代卢璨所撰《义净塔铭》所记，义净所译三藏典籍，共有107部、428卷。
井勿幕
七、辛亥革命时的大雁塔
大雁塔在辛亥革命时期，曾经是同盟会陕西分会的反清据点，在这里召开过三次重要的会议。
1907年秋，同盟会与会党及同情、支持革命的社会人士形成“大联合”即形成反清联盟的初期，在大雁塔秘密召集一次大会，会上多数人主张暂不宜主张“平均地权”因恐引起一般人的误会，决议改为“主张土地国有”。这次会议，可认为是各派力量对革命纲领的协商和取得共识。会议中决定每年重阳日，共同去秘祭黄帝陵，这一决定使得反清联盟进一步得到巩固。
1910年7月，井勿幕、钱鼎等促成陕西同盟会革命党与新军、哥老会等联合，召集众人于西安大雁塔，仿哥老会的结拜方式，"歃血为盟，共图大举"，号称"三十六弟兄"，以合"天罡星曜下凡"之意。这次活动使同盟会、新军、哥老会三方面力量结为一体，大家宣誓要"同心同德，共同反清，如有违背，神灵鉴察"，并且都接受了孙中山"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思想。原拟于10月6日（农历八月十五日）起义。“八月十五杀鞑子”的消息不胫而走，引起清廷当局注意，加上连日阴雨等原因，起义未能如期举行。
大雁塔歃血结盟，标志着陕西同盟会革命党人和哥老会反清力量联盟的正式形成。在这个基础上，同盟会和哥老会成立了一个联合组织～同盟堂。同盟会和会党的成功结盟，对1911年10月辛亥革命西安"反正"的成功，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其实当时参与集会的人数不少于36人，主要人员包括：井勿幕、钱鼎、张钫、胡景翼、张云山、万炳南、刘世杰、马玉贵、韩福祥、邹子良、李仲三、张光奎、马开臣、党自新、张仲仁、王荣镇、陈树发、朱福胜、郭锦镛、陈殿卿、刘刚才、朱汉、张玉成、曹健安、郭胜清、张建有、陈素子、吴世昌、李汉章、陈得贵、朱叙五、刘仲明、李长兰、邱彦彪、王克明等。
1910年秋，三原的“勤公社”和西安的负责人以及刀客们（渭北民军的主要力量）在大雁塔秘密召开一次大会，拟定腊月初八乘西安清廷各官员出城之日，举行武装起义。当时会议中分急进和缓进两派，此计划因意见不一未能执行。
辛亥革命西安起义（绘画）
1911年10月22日西安起义成功后，急促之间筹建“秦陇复汉军政府”，军政府设置“三大统领、六大都督”组成，分别是：大统领张凤翙，副大统领钱鼎、万炳南，兵马大都督张云山、粮饷大都督马玉贵，军令大都督刘世杰、东路征讨大都督张钫、西路征讨右翼大都督万炳南、西路征讨左翼大都督韩福祥，其中除大统领张凤翙外，其余皆出自大雁塔“三十六兄弟”。
大雁塔歃血为盟“三十六兄弟”中不少人，笔者都撰写过。例如《冰窖巷》中的张钫（张伯英）；《西安北院的笠僧楼》的胡景翼；《西关正街》的张光奎（张聚亭），此文还提到钱鼎、万炳南等人；《开元寺》中还提到邹子良、马开臣；《南马道巷》的张云山等。
八、民国时发生在大雁塔的故事
朱子桥
民国十九年（1930），佛教护法居士朱子桥首先筹款修复玄奘大师驻锡译经的大慈恩寺。
当时的陕西荒旱，赤地千里。佛教护法居士朱子桥，在上海多方呼吁，筹募赈款，到陕西放赈。30年代初的大慈恩寺"殿宇倾颓，门窗多不完具，知被连年兵燹之厄"。朱子桥到陕西，得到康寄遥的全力支持与协助，二人共议如何复兴西北佛教，他们首先筹款修复唐代玄奘大师驻锡译经的大慈恩寺。
《明清西安词典》载：民国二十年(1931）朱子桥等捐资，"添筑献殿五楹、观堂一座，寮房、香积、方丈十余间，修补钟鼓二楼以及墙垣数十堵"。还"基正"浮图七级，使其"金碧辉煌，栋梁灿灼，莲台、佛像焕然一新"。刘宗汉撰《朱子桥重修大慈恩寺功德碑》和《重修大慈恩寺纪念碑》皆记有其事。
康寄遥居士在他所撰的《大慈恩寺记》中称∶“环长安多梵刹，而城南尤胜，城南丛林布，而慈恩尤胜，盖隋唐盛时，龙象踵起，故长安一隅，成为佛教之第二祖国，而玄奘、窥基二公均驻锡慈恩，朝夕宗仰，风动寰宇，故三秦之大慈恩，恍同五印之那烂陀，陵夷至今，寺塔仅存，回忆前尘，为之凄然。”
大慈恩寺修复后，聘请在湖南弘化的宝生法师住持。宝生法师戒行精严，他入主慈恩寺后，实行丛林制度，上堂过殿，早晚课诵，树立了丛林规模。
另外，民国二十三年（1934）春，陕西旱灾期间，灾区孤儿，无家可归，流落街头。朱子桥与康寄遥见而悯之，他二人与众多居士捐资在大慈恩寺内东院菩萨殿开办慈恩孤儿院。收容11-15岁孤儿百余名，上午从事织毛巾等工作，下午上课，至二十五年(1936)，有专业技艺的孤儿相继离院后结束。
接着在杨虎城支持赞助下，朱子桥又与康寄遥、李福田、唐慕汾等，共同发起创设"慈恩宗学院"，以恢复慈恩学说。民国后期，寺内驻有军队，四周挖掘战壕，又致使殿堂残破，寺院荒芜。
朱子桥(1874-1941)名庆澜，字子桥。浙江绍兴人，生于山东省长清县。因在北方长大，故有北人慷慨刚直的气质。曾任督军，人称朱将军。为人爽直，居官清正，两袖清风。平时对地方公益善举，无不勉力捐输，玉成其美。自皈依印光大师后，笃修净土，行持不苟。其时陕西亢旱，饥民死亡甚众。印公筹款放赈，命子桥全权董其事。朱子桥尽瘁赈务，不辱师命，深得印公嘉许。
朱子桥与康寄遥都皈依佛门，同出印光法师师门。笔者在《解放路的民乐园》写过朱子桥，1929年在民乐园东北方向创办灾童教养院，是一位大慈善家。还撰写有《佛化之人康寄遥》一文，称他为至善至诚的佛化之人。
康寄遥
康寄遥（1880～1968）名炳勋，字寄遥，法号法真，自号寂园居士。陕西临潼人。1894年就读关中书院，毕业后关中书院改为陕西第一师范学堂，康留校任教。辛亥革命时随张凤翙起义，1912年任陕西省财政司次长，1913年主办西北大学预科，任校长。
1914年，正遇复辟称帝的袁世凯势力控制陕西，康寄遥因之愤而脱离官场，主编《国民杂志》《正报》杂志，却遭当局查封。这些际遇，致康寄遥的政治愿景全部破灭，陷入迷惘之中。
1921年，康先生在上海结识了“民国四大高僧之一”的印光法师。印光法师还是咱陕西郃阳（今合阳）路井镇赤东村人。于是，康寄遥开始对佛教产生了浓厚兴趣，随之皈依印光法师门下，成为一名佛教居士。
因缘际会，志同道合，朱、康等人合作修复大慈恩寺、共同发起创设"慈恩宗学院"、联手开办慈恩孤儿院等光耀史册的义举，确实功德无量，感天动地。
2023年12月12日至25日
朱文杰：1948年生于西安，中国作协会员、国家一级作家。西安市文史馆馆员、“老西安研究中心”主任，西安市诗书画研究会名誉会长、西北大学中国节庆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西安秦砖汉瓦研究会副会长、西安长安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西安城墙历史文化研究会研究员。
曾任《陕西百年文艺经典.诗歌卷》主编、《太白诗丛》主编、《诗书画文丛》主编、《大地文化丛书》主编、《西安城墙（文化卷）》主编、《中国名家书画文库》主编。《情系黄土地～陕西知青老照片》主编、《集邮年华》主编、《集邮情怀》主编、《国家名片上的丝绸之路》主编，还担任《名人眼中的碑林》《十说碑林》《名人看未央》《名人话未央》特邀编审。
出版诗集《哭泉》《灵石》《梦石》《朱文杰诗集》（上、下卷）；报告文学《老三届采访手记》；散文集《清平乐》《拾穗集》《长安回望》《吉祥陕西》（上、下卷），2019年《记忆老西安》（第一卷上下册），2020年《记忆老西安》（第二卷上下册），2021年《记忆老西安》（第三卷上下册），2022年《记忆老西安》（第四卷上下册），2023年《记忆老西安》（第五卷上下册）；2021年《长安吉祥说》（四册）；2022年《碑林老字号》。
大雁塔院内钟楼
张永禄主编《明清西安词典》载：雁塔晨钟，关中八景之一。一说为大慈恩寺大雁塔院钟。（康熙）《咸宁县志·星舆·景致》"雁塔晨钟"条载："塔乃慈恩寺西浮图院也。""其钟相传为杜陵钟，声洪亮，闻百里。"另一说为荐福寺小雁塔院钟。西安城南二里有原唐长安城安仁坊所建大荐福寺佛塔，俗称"小雁塔"。
《明清西安词典》还载有：雁塔神钟，或称"雁塔晨钟"。据《咸宁县志·星舆·景致》"雁塔神钟"条载：雁塔神钟指西安南郊原唐长安晋昌坊大慈恩寺大雁塔院钟。"塔乃慈恩西浮图院也。……其钟相传为杜陵钟，声洪亮，闻百余里。""又故老相传，谓雁塔神钟为小雁塔寺钟，未知孰是"！
关于相传大慈恩寺的杜陵钟，另有记载说：大慈恩寺的钟楼上悬挂着一口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铸造的雁塔晨钟，此钟高3.4米，蒲牢钟纽高70厘米，另有"日"字形双悬挂式挂件紧系钟纽，将钟悬挂于钟架之上。钟口直径2.2米，钟口唇缘厚12厘米，钟肩部饰以覆莲图案，有6个出音孔，每孔直径15~16厘米。钟上铸有"雁塔晨钟"四个苍劲的大字和铭文"皇图永固，帝道遐昌，佛日增辉，法轮常转"。钟内铭文为："陕西西安府□□有大慈恩寺乃大□□无漏寺，因三藏西域取经回还，大唐太宗敕建慈恩雁塔晨钟，日久……造晨钟一口，用铁三万斤，功成浩大，独立难行，乞券秦藩宗室率官长老十方善男信女喜□资财，成功于嘉靖二十七年吉月吉日铸造完成。"
再就是关于雁塔晨钟为关中八景之说。明清时期也有关中十二景之说，所说却不尽相同。流传较广的说法为：终南山色、玉案行云、樊川晚浦、杜曲花光、杏坪春晓、凤原麦浪、曲江春早、杏园赐宴、雁塔神钟、兴庆夜月、灞陵风雪、渭水秋风。
康熙十九年(1680年)，时任河东盐使的朱集义绘关中八景之图并附小序，每景还附有七绝一首。在雁塔晨钟诗前的序里，他写道：“雁塔晨钟，城南荐福寺有浮图耸立于霄汉者，俗呼为小雁塔是也。”关中八景的具体概念从此固定下来，而关中八景之碑则收藏在西安碑林。关中八景中的“雁塔晨钟”就是小雁塔寺钟。这个概念出现不久，人们就出现了纷争，因为西安有两个雁塔，两个晨钟。
大慈恩寺的“雁塔晨钟”
早在此前十二年的康熙七年(1668)修订的《咸宁县志·星舆·景致》“雁塔晨钟”的记载就说，明清之际的雁塔晨钟指的是大雁塔。该书“雁塔神钟”条所谓的雁塔神钟也是指大雁塔，只是编者又慎重记载：“又古老相传，谓雁塔神钟为小雁塔寺钟，未知孰是”罢了。可见到了清代，当时的人们还是搞不清雁塔晨钟究竟是指哪一座寺的钟。今天我们仍就这个问题在争论着。这是三四百年前就留下的话题，说是各有理由，其实也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笔者以为让两种说法并存，留下一点历史疑问，似乎更好一些。
六、西天取经的法显、玄奘、义净
中国佛教史上从长安西行天竺取经的有三位大师，玄奘虽然名气最大，但并非第一人。因为他前面有法显，后面有义净，属于承前启后的大师。
法显
先说第一人的法显（约337～约422年，本姓龚），他是中国僧人从长安西去印度求经的先驱。后秦、东晋高僧，平阳郡人。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位名僧，一位佛教革新人物，第一位到海外取经求法的大师，杰出的旅行家和翻译家。
“东晋隆安三年”公元399年，年过花甲已64岁的法显从长安出发，偕慧景、道整等，经由陆路前往天竺（今印度）取经求法，又去狮子国（今斯里兰卡）、爪哇等国。游历30余国，收集了大批梵文经典，历时14年，于义熙九年搭乘帆船经由水路返国，归来时已是78岁的耄耋老人了。
法显大师于公元5世纪初返回，抵达牢山（今山东崂山）南岸。到山东后，由于北方战乱，法显于次年南下，抵达东晋首都建康(今南京)。在建康，法显住在道场寺。为了使从天竺背负回来的佛教经典早日在中原流传，他不顾年迈体衰，在佛驮跋陀罗等中外禅师的协助下，夜以继日，不辞辛劳地从事着佛经的翻译工作。数年之间，共翻译出六部经典，计一百多万言。
法显在他的《佛国记》中描写路途上的情景说：“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帜耳。”同行之慧应、慧景于取经途中先后病逝。可见法显一行西天取经的艰苦卓绝，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完成这一大壮举的。
法显游历了佛教始祖释迦牟尼生前居住的拘萨罗国(今印度巴赫赖奇)舍卫城的祗洹精舍，释迦牟尼诞生地迦维罗卫城(今尼泊尔南境)，佛教中心摩竭陀国都城巴连费邑(今印度巴特那)等，又搭商船到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其间瞻仰了许多佛迹，搜罗了多部佛典，刻苦学习梵文，抄录佛教经律，佛学修养有了很大提高。
在《佛国记》中，法显对公元五世纪初期的印度社会状况、民情风俗、佛教发展及山川地理等均作了较为详细生动的记述。在佛教早已在印度衰亡，历史也变得浑沌不清之后，依赖法显的著作才部分地拨开迷雾。
义熙十四年（公元422年)，法显于荆州(今湖北江陵)辛寺圆寂，春秋86岁。事迹载入《出三藏记集》《高僧传》等书。
法显的西行求法，创造了三个第一：在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从陆路到达印度，又第一个经由海路返回祖国。第一个将自己的经历著成《佛国记》的中国僧人，《佛国记》又被称之为《高僧法显传》。这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绝对是空前的。当时有名僧赞扬法显西行求法：“为古今罕有，自大教东流，未有忘身求法如法显之可比。”
而玄奘法师正是以法显大师激励自己西行求法的。
最后再说后来者的义净法师，他也是仰慕法显、玄奘之西游，而西行天竺（今印度）取经求法。
他从长安出发，返回时先到洛阳，后又回到长安在小雁塔荐福寺译经。玄奘在大雁塔，义净在小雁塔，两位大师在长安的大小雁塔创造了奇迹。
义净
《唐代长安词典》载：义净（635～713），唐代高僧，著名译经家、旅行家。14岁时受沙弥戒，36岁在长安与处一法师等人决志赴印求法。据《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载，义净于咸亨二年（671）由长安出发，上元二年（675）抵达中印，乃入那烂陀寺，前后留学十年。光宅元年（684）携梵本三藏50余万颂启程回国，经过室利佛逝（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停留六年，从事译述。天授三年（692）末偕贞固、道宏离开室利佛逝，抵达广州。证圣元年（695）回到洛阳，武则天亲迎于上东门外。
义净离京西游，历时二十五年，游历三十余国，带回梵本经、律、论四百部。回洛阳后，曾参加大遍空寺“华严经译场”，与实叉难陀及菩提流志同宣梵本。久视元年（700），自行组织译场，至长安三年（703）止。先后译出经、律、论20部、115卷。神龙元年（705），于洛阳内道场译经四部六卷。神龙二年至景云二年（711）间，于长安大荐福寺译出经、律、论33部、108卷。据《开元释教录》记载，先后十二年间，义净译出《金光明最胜王经》《大孔雀咒王经》《佛为胜光天子说王法经》《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浴佛功德经》《称赞如来功德神咒经》《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法华论》等经、律、论共56部、229卷，此外尚译有《说一切有部跋窣堵》和其他尚未流行的译作颇多。据同时代卢璨所撰《义净塔铭》所记，义净所译三藏典籍，共有107部、428卷。
井勿幕
七、辛亥革命时的大雁塔
大雁塔在辛亥革命时期，曾经是同盟会陕西分会的反清据点，在这里召开过三次重要的会议。
1907年秋，同盟会与会党及同情、支持革命的社会人士形成“大联合”即形成反清联盟的初期，在大雁塔秘密召集一次大会，会上多数人主张暂不宜主张“平均地权”因恐引起一般人的误会，决议改为“主张土地国有”。这次会议，可认为是各派力量对革命纲领的协商和取得共识。会议中决定每年重阳日，共同去秘祭黄帝陵，这一决定使得反清联盟进一步得到巩固。
1910年7月，井勿幕、钱鼎等促成陕西同盟会革命党与新军、哥老会等联合，召集众人于西安大雁塔，仿哥老会的结拜方式，"歃血为盟，共图大举"，号称"三十六弟兄"，以合"天罡星曜下凡"之意。这次活动使同盟会、新军、哥老会三方面力量结为一体，大家宣誓要"同心同德，共同反清，如有违背，神灵鉴察"，并且都接受了孙中山"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思想。原拟于10月6日（农历八月十五日）起义。“八月十五杀鞑子”的消息不胫而走，引起清廷当局注意，加上连日阴雨等原因，起义未能如期举行。
大雁塔歃血结盟，标志着陕西同盟会革命党人和哥老会反清力量联盟的正式形成。在这个基础上，同盟会和哥老会成立了一个联合组织～同盟堂。同盟会和会党的成功结盟，对1911年10月辛亥革命西安"反正"的成功，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其实当时参与集会的人数不少于36人，主要人员包括：井勿幕、钱鼎、张钫、胡景翼、张云山、万炳南、刘世杰、马玉贵、韩福祥、邹子良、李仲三、张光奎、马开臣、党自新、张仲仁、王荣镇、陈树发、朱福胜、郭锦镛、陈殿卿、刘刚才、朱汉、张玉成、曹健安、郭胜清、张建有、陈素子、吴世昌、李汉章、陈得贵、朱叙五、刘仲明、李长兰、邱彦彪、王克明等。
1910年秋，三原的“勤公社”和西安的负责人以及刀客们（渭北民军的主要力量）在大雁塔秘密召开一次大会，拟定腊月初八乘西安清廷各官员出城之日，举行武装起义。当时会议中分急进和缓进两派，此计划因意见不一未能执行。
辛亥革命西安起义（绘画）
1911年10月22日西安起义成功后，急促之间筹建“秦陇复汉军政府”，军政府设置“三大统领、六大都督”组成，分别是：大统领张凤翙，副大统领钱鼎、万炳南，兵马大都督张云山、粮饷大都督马玉贵，军令大都督刘世杰、东路征讨大都督张钫、西路征讨右翼大都督万炳南、西路征讨左翼大都督韩福祥，其中除大统领张凤翙外，其余皆出自大雁塔“三十六兄弟”。
大雁塔歃血为盟“三十六兄弟”中不少人，笔者都撰写过。例如《冰窖巷》中的张钫（张伯英）；《西安北院的笠僧楼》的胡景翼；《西关正街》的张光奎（张聚亭），此文还提到钱鼎、万炳南等人；《开元寺》中还提到邹子良、马开臣；《南马道巷》的张云山等。
八、民国时发生在大雁塔的故事
朱子桥
民国十九年（1930），佛教护法居士朱子桥首先筹款修复玄奘大师驻锡译经的大慈恩寺。
当时的陕西荒旱，赤地千里。佛教护法居士朱子桥，在上海多方呼吁，筹募赈款，到陕西放赈。30年代初的大慈恩寺"殿宇倾颓，门窗多不完具，知被连年兵燹之厄"。朱子桥到陕西，得到康寄遥的全力支持与协助，二人共议如何复兴西北佛教，他们首先筹款修复唐代玄奘大师驻锡译经的大慈恩寺。
《明清西安词典》载：民国二十年(1931）朱子桥等捐资，"添筑献殿五楹、观堂一座，寮房、香积、方丈十余间，修补钟鼓二楼以及墙垣数十堵"。还"基正"浮图七级，使其"金碧辉煌，栋梁灿灼，莲台、佛像焕然一新"。刘宗汉撰《朱子桥重修大慈恩寺功德碑》和《重修大慈恩寺纪念碑》皆记有其事。
康寄遥居士在他所撰的《大慈恩寺记》中称∶“环长安多梵刹，而城南尤胜，城南丛林布，而慈恩尤胜，盖隋唐盛时，龙象踵起，故长安一隅，成为佛教之第二祖国，而玄奘、窥基二公均驻锡慈恩，朝夕宗仰，风动寰宇，故三秦之大慈恩，恍同五印之那烂陀，陵夷至今，寺塔仅存，回忆前尘，为之凄然。”
大慈恩寺修复后，聘请在湖南弘化的宝生法师住持。宝生法师戒行精严，他入主慈恩寺后，实行丛林制度，上堂过殿，早晚课诵，树立了丛林规模。
另外，民国二十三年（1934）春，陕西旱灾期间，灾区孤儿，无家可归，流落街头。朱子桥与康寄遥见而悯之，他二人与众多居士捐资在大慈恩寺内东院菩萨殿开办慈恩孤儿院。收容11-15岁孤儿百余名，上午从事织毛巾等工作，下午上课，至二十五年(1936)，有专业技艺的孤儿相继离院后结束。
接着在杨虎城支持赞助下，朱子桥又与康寄遥、李福田、唐慕汾等，共同发起创设"慈恩宗学院"，以恢复慈恩学说。民国后期，寺内驻有军队，四周挖掘战壕，又致使殿堂残破，寺院荒芜。
朱子桥(1874-1941)名庆澜，字子桥。浙江绍兴人，生于山东省长清县。因在北方长大，故有北人慷慨刚直的气质。曾任督军，人称朱将军。为人爽直，居官清正，两袖清风。平时对地方公益善举，无不勉力捐输，玉成其美。自皈依印光大师后，笃修净土，行持不苟。其时陕西亢旱，饥民死亡甚众。印公筹款放赈，命子桥全权董其事。朱子桥尽瘁赈务，不辱师命，深得印公嘉许。
朱子桥与康寄遥都皈依佛门，同出印光法师师门。笔者在《解放路的民乐园》写过朱子桥，1929年在民乐园东北方向创办灾童教养院，是一位大慈善家。还撰写有《佛化之人康寄遥》一文，称他为至善至诚的佛化之人。
康寄遥
康寄遥（1880～1968）名炳勋，字寄遥，法号法真，自号寂园居士。陕西临潼人。1894年就读关中书院，毕业后关中书院改为陕西第一师范学堂，康留校任教。辛亥革命时随张凤翙起义，1912年任陕西省财政司次长，1913年主办西北大学预科，任校长。
1914年，正遇复辟称帝的袁世凯势力控制陕西，康寄遥因之愤而脱离官场，主编《国民杂志》《正报》杂志，却遭当局查封。这些际遇，致康寄遥的政治愿景全部破灭，陷入迷惘之中。
1921年，康先生在上海结识了“民国四大高僧之一”的印光法师。印光法师还是咱陕西郃阳（今合阳）路井镇赤东村人。于是，康寄遥开始对佛教产生了浓厚兴趣，随之皈依印光法师门下，成为一名佛教居士。
因缘际会，志同道合，朱、康等人合作修复大慈恩寺、共同发起创设"慈恩宗学院"、联手开办慈恩孤儿院等光耀史册的义举，确实功德无量，感天动地。
2023年12月12日至25日
朱文杰：1948年生于西安，中国作协会员、国家一级作家。西安市文史馆馆员、“老西安研究中心”主任，西安市诗书画研究会名誉会长、西北大学中国节庆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西安秦砖汉瓦研究会副会长、西安长安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西安城墙历史文化研究会研究员。
曾任《陕西百年文艺经典.诗歌卷》主编、《太白诗丛》主编、《诗书画文丛》主编、《大地文化丛书》主编、《西安城墙（文化卷）》主编、《中国名家书画文库》主编。《情系黄土地～陕西知青老照片》主编、《集邮年华》主编、《集邮情怀》主编、《国家名片上的丝绸之路》主编，还担任《名人眼中的碑林》《十说碑林》《名人看未央》《名人话未央》特邀编审。
出版诗集《哭泉》《灵石》《梦石》《朱文杰诗集》（上、下卷）；报告文学《老三届采访手记》；散文集《清平乐》《拾穗集》《长安回望》《吉祥陕西》（上、下卷），2019年《记忆老西安》（第一卷上下册），2020年《记忆老西安》（第二卷上下册），2021年《记忆老西安》（第三卷上下册），2022年《记忆老西安》（第四卷上下册），2023年《记忆老西安》（第五卷上下册）；2021年《长安吉祥说》（四册）；2022年《碑林老字号》。
责任编辑：韩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