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学巷
2024-06-27 | 来源:本网
作者:朱文杰
一
与碑林博物馆为邻的一条南北小巷,南起三学街,傍碑林博物馆西大门,北通碑林博物馆后门。在原唐长安皇城太庙东侧中宗庙处,唐末以皇城改筑为新城后,渐为居民坊巷。宋崇宁二年(1103)京兆知府虞策置京兆府学于此,金、元、明、清皆沿置府学,故得名。
府学巷,是西安城里最古老的巷子之一。从外边喧闹嘈杂的书院门市场穿过,一下子就感到了这巷子的古意与幽静,几株古槐历经千百年风雨沧桑,仍生机勃勃,以一树绿荫来迎接你。
今天的府学巷,是一千多年前唐朝官办太学的所在地。唐朝以后长安城不再是首都,因而这里不再叫太学。宋朝叫作京兆府学,自然比太学的要低一个等级,府学是由“府”和“学”,两个字组成,就是指府级的学校。元朝的府学和贡院都在这里,那门前形成了南北走向的巷子,就被称之为府学巷了。
府学属于官学,中国古代的教育制度重要组成部分,开科取士,为国家培养人才。明清时期西安科举考试的地点搬到举院巷和贡院门一带。府学巷才从热闹繁华,沦落为沉寂,逐渐成了普通居民居住的街坊。
西安府学巷地盘上在清代有几个祠堂,也值得说上一说。
一、忠义孝悌祠,或称忠义祠,封建王朝为表彰忠臣义士而立的祠庙。清雍正元年(1723)建,嘉庆九年(1804)重修。
二、节孝祠,封建社会为宣扬旧伦常礼教而在各地所建旌表节孝妇女的祠堂。据《清会典•礼部》云:祠外建大坊,应旌表者题名其上,身后设位祠中。西安府节孝祠位于学宫之内。清雍正元年(1723)建。
三、乡贤祠,祭祀地方上有才德和声望的人物祠所,明清西安府乡贤祠位于学宫二门外右侧,东向,祠址今碑林博物馆西侧。推测此址应处于今府学巷。据《明清西安词典》载:祀有长安人韩休……冯从吾……蓝田人吕大忠、吕大防、吕大钧、吕大临;武功人苏昞等六十余人。 今日府学巷,进巷不远处,小巷一分为二,成了“丫”字形,在岔口的三学街社区委员会即为魁星楼旧址。巷子老居民记得府学街内曾有一片子空地,也可称之为广场,我小时候来这里找同学玩,曾从这条巷子钻进钻出过,较清楚的是广场上有几只白鸽子翩翩从半空而落,悠闲地踱着步,边觅食边眼珠子好奇打量你,我从小就特喜欢小动物,那时应是三年困难才过1963年,我已开始集邮票3年多了,特喜欢毕加索画的和平鸽三角邮票,就蹲下来看鸽子,全然忘了肚子饿。陪我的同学说:这是信鸽,还有人喂呢。一句话让我饥肠辘辘,遂起身赶紧回家了。
原来广场的正中央,“文革”期间,街道的居民委员会建立了一个所谓的“活动室”,把巷子劈成了左右两半的“丫”字形。
二
府学巷也是文脉厚深,藏龙卧虎之地。书法家段绍嘉就居住在此。
段绍嘉(1899—1981),名泮森,西安人。1933年加入“西京金石书画学会”,1951年任陕西省博物馆保管部副主任。终生从事文物考古与书法研究,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屡有考古论文发表于《文物》等刊物。他名“泮森”就意指碑林前院孔庙的泮池和碑林院中的蓊郁森然的林木。
刘自椟先生赋诗赞段绍嘉先生:“长安访古首碑林,翰墨家风四世存。时尚空传新魏体,先生金石重周秦。”
段绍嘉祖上从明代中叶始就在紧临碑林西门的府学门口开设“翰墨堂碑帖局”,经营碑帖。店门高悬张裕钊所书的匾牌“翰墨堂”,已历经600多年。现店铺仍在,只是已租于人经营,应是这条街第一老字号。段家另有一幢二层小楼,下层存放段家历代收藏的碑石、墓志,并将一些碑石按年代顺序镶嵌于墙,以便捶拓。楼上存放已经拓好的拓片和碑帖。慕名造访的不但有达官贵人与书画名家,而且连光绪皇帝西逃西安时都来过。再有康有为、张大千等都曾专门造访“翰墨堂”。段家世代收藏碑石文物,藏量颇丰。20世纪50年代,段绍嘉将众多的藏品捐献国家。如载于《陕西金石志》、刻于武周元年(697)的《杨基墓志》,就是段绍嘉于1952年捐藏碑林的。
还有,曾任西北历史文物陈列馆负责人、西北文物清理队长、陕西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半坡博物馆馆长的茹士安。也曾居住在今碑林后院;陕西省书协顾问吴三大居住大吉昌巷,在府学巷3号还有“吴三大书画艺术馆”;陕西书法学院院长,陕西省政协委员,陕西省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薛铸,也在碑林博物馆工作过;还有陕西省书协副主席,任过碑林博物馆馆长的高峡,以及我的朋友碑林博物馆研究员马骥、王其祎,经常进出就走的是府学巷。
府学巷内是碑林后门,门牌为府学巷副8号。我因和碑林博物馆有过业务合作,几次到碑林去找馆长高峡、赵立光,或参加会议,都遵瞩进的后门,因后院是办公区。而正门喧闹,游客出入拥挤,还要验票,得里边工作人员出来接迎,一个人进还可能迷路,找不到办公楼而走冤枉路。 这里的走后门,走得光明正大,办的是公事。长安画派创始人的赵望云曾居住碑林后边石刻馆旁边。20世纪50年代初,赵望云曾主持修建碑林的前身西北历史博物馆,当年赵先生一家就住在这里。
创建西安碑林石刻艺术室的文物大家何正璜先生在她《难以忘却的缅怀》一文中说:“赵望云在陕西省博物馆的筹办,陕西古代文物收集、保护工作等方面,做了很重要的奠基工作。陕西省文博事业能有今天这样的规模,能如此受到中外旅游者和专家的欢迎和赞扬,是与赵望云在这方面浇注了大量心血分不开的。……赵望云当时是西北行政大区文化部中分管文物事业的局长,他不断地寻思:文博事业如何进行建设?得天独厚的陕西文物优势如何能获得落实?如何能有一个永久性的收藏展出文物之地。……西安碑林,是驰名中外,汇集古代名书法家墨迹的书法宝库。赵望云想,如以碑林作为博物馆的馆址,不论是在性质上、地点上、人们的习惯观点上,都是再恰当也没有的了。”
再有,何正璜先生在文中重点说道:是赵望云先生“请求领导同意将紧连着碑林的孔庙旧址拨归了博物馆。这个交涉的成功,使博物馆的范围扩大了一倍半,大有了用武之地了”。 中央电视台“美术星空”节目就以碑林为背景拍摄赵望云电视专题片,由赵望云先生儿子赵振川参与指导摄制,赵振川是陕西省美术家协会顾问、长安画派研究院院长,也是一位山水画大家。那次拍摄就是由居住在府学巷25号的陕西花鸟画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李庚年联系,从碑林后门进入拍摄的。
碑林后院故事不少,书法家高峡先生一次和我说起,他听馆里一些老人说,画家黄冑1954年与郑闻慧女士结婚,就是在碑林后院举办的婚礼。
黄冑为赵望云入室弟子,1943年夏拜赵望云先生为师,1955年调入北京总政治部文化部创作室。黄冑为一代美术大师,曾任中国画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炎黄艺术馆馆长、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等。他曾跟随老师赵望云在碑林后院住过。 三
我的好友,李庚年和夫人王珂,可是这一带的活字典。他家门口有一棵百年核桃树,房子是王家祖屋。王家是中医世家,王珂的爷爷曾任国民政府南京国医馆馆长,父亲是陕西中医医院医生。
李庚年就在府学巷淘了不少好东西。他说:收藏了不少旧字帖,其中有《石门颂》,就是有点残。他还在20世纪80年代末碰到一家处理石碑子的。一院子碑子,有近20块,才卖2000元。他想买下,但家里人提出你朝那里放呀!才让他遗憾作罢。
他家院子虽小,房子也被夫人王珂称为旧社会的烂屋子,可却被李庚年当作一方乐土,冠之于“水墨山庄”。这“陋巷烂房”我可没少来过,每次来都有一种温馨,一种和煦,及一种书卷气。
在庚年的水墨山庄,最惬意的事就是观赏庚年画画了。他擅花鸟,长山水,两套拳脚都相当出色。作画时,只见他展纸舒毫、激情喷薄、浓墨酣畅、淋漓奔放、率意而为、汪洋恣肆,真乃笔走龙蛇,画至得意时,大家喝彩,他兴奋的脸上流露出无疑是一种孩子般的天真。
庚年从小习画,筑下坚实的童子功,寒来暑往凡五十年努力,抽筋折骨经万千艰难之磨砺,终于画出了不小的名堂,画出了属于自己独有的一片天地。曾有幸得到长安画派创始人赵望云先生“画得有灵气”的评价。庚年的画已然显露了他的率直与真诚,带点狂野又不失聪慧敏锐的才情,以及独异于人的鲜明个性。
庚年自号“半僧”,与佛有缘,他的画也就有了禅味,有了一种超逸高迈的品格。 李庚年这个兄弟性格开朗,思维有点逆向,让我称奇。他在画坛传为佳话的一件趣事,特公之于众,惹朋友们一笑。
说的是庚年有次为一位中央高级干部画了幅寿桃,把桃涂成了青色。老干部秘书来电话责之,庚年说:我是专门画成青桃的,返老还童嘛,青桃生机勃勃,桃熟了就快落了。这位高干听了大悦,后专程到西安参观庚年画展时,说:“李庚年这个人怪怪的!”
李庚年被称为“旧社会的烂屋子”的家,来的朋友却很多,都是美术界名家大腕,常客中就有张义潜、赵振川、吴三大、侯声凯、罗平安等书画名家。那时候是谝闲传也讨论书画创作,喝点小酒就乘兴挥毫画上几笔,其乐融融。李庚年却说:现在房子越住越大,朋友却来得少咧!
关于“喝点小酒”,那是李庚年的口头禅,他天天离不了喝酒,那可是手不释杯,堪称西安画界“酒仙”啦!但也被夫人贬为“酒鬼”。他的第一酒友是美术界的大腕张义潜。张义潜是我的老师,喝酒的名气更大,嗜酒如命。庚年说:“张义潜参加笔会,老板不给喝酒不画画,但喝高了又画不成。”一次李庚年和张义潜去参加笔会,张义潜夫人在他俩临走时严肃地告诉庚年:“我把人交给你了!”后来庚年见了我说:“哈哈!把‘酒仙’交给‘酒鬼’,如同把狼交给狈了。”意思是他俩那可是狼狈为“酒”。
而庚年也因酒误过事,他在青龙寺工作时,寺里走廊展览着他的花鸟画,一次几个日本游客,要买庚年的画,一下要买十多幅。翻译给这几位日本客人说:“买了李先生的画,得请李先生喝酒呀!”谁知,李庚年拿上一卷子画去赴酒会,一下喝高了,醉意朦胧中,他端着酒杯给日本客人敬酒时唱起了“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还把手掌竖起来在人家脖子上抹来抹去。还问日本人“你的明白嘛?”听不懂中国话的日本人只好通过翻译回答了一句:“这个歌有点熟熟的。”喝醉了的庚年回家后倒头便昏睡过去。一觉醒来,才想起没收日本人买画的钱,通过翻译打电话去问,人已坐飞机回日本了……
十来年前,李庚年家从巷子深处搬到巷子南口,他住在楼上,楼下是画廊。院门口有一株千年唐槐,更加根深树茂。李庚年曾得意地大谝道:“我家和文庙碑林为邻,古人谓之与庙而居,祥也。门前有千年唐槐护佑,吉也。说不定诗仙李白当年还醉卧我家门口的槐树下呢?” 四
府学巷除过李庚年家,还有几个点是我经常来的地方,一是临三学街巷口西边的“一丁画廊”,老板姓丁,名尚德,是我的朋友。我来必上他的店里坐一坐,喝喝茶,看看展销的书画,顺便打听一点书画市场的行情和趣事。甚至有时还给老板介绍朋友的藏画到店里销售。
再就是他对门的蒲城饭店,每到书院门来转,吃饭经常是蒲城饭店。后来改名为“面辣子酒楼”。面辣子是这家店特色,让我记忆深的还有烤包子,馅是地软,能唤起人五十年前的记忆。且所烤包子个头巨大,一个顶普通包子四个。再就是豆面糊、韭菜盒子了,绝对是蒲城特色。我和李庚年、诗人张继光,以及丁老板,多次在这里聚餐。
诗人张继光是我的学生,他后来爱上了绘画,拜在赵振川门下,拜师礼时专意请我去做了见证。张继光的山水画进步神速,不但在西安、北京等全国各地参加展览,还应邀两次去韩国参展,他的画作登上了欧洲著名的很有影响的画刊。他在文学上出过诗集《继光诗选》,文学老前辈胡征先生为他题写书名,并落款为“胡征敬题”,可以看出胡征先生对继光诗歌的认可。再有我和继光去李若冰家拜望李老,若冰先生给我题了“飞翔”两字。又听我介绍继光创作诗歌一月之内连续在五六家报刊发表,李若冰听得频频点头,立即为继光题词“井喷”两字,予以褒奖。在绘画上,继光创作的几十巨幅大气磅礴的山水画,特别获得先生赵振川赞赏,给他画上大字题款“千山无语,万壑有声”,还在继光一幅有创新意识的山水画上题款并加赞语:“铁铸江山:乙亥年夏月,继光拟拓片积墨法成此作品。继光大胆创新,精神可嘉可贺。新时代要新作品,唯此是真理。振川有感补识于长安。”如此不吝赞赏之词,也让我暗自为继光高兴。文坛大腕,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周明先生见了继光的一幅小花鸟画,也为之题了画款“唤醒春天草,难醒水中鱼”。
张继光是西安市诗书画研究会副会长、西安市作协诗歌委员会副主任、高陵区作协副主席。收藏也是张继光专长,收藏不少碑石,有北魏,也有汉唐的。他收藏一块北魏碑石的拓片送给钟明善老师,钟老师题款“石刻之光”,再有一块《唐代李府君墓志铭》,被《中国书法》杂志刊登了6个页码,推荐给全国书法界。一次他推荐给我一幅国宝级文物《曹全碑》的拓片,还是碑林收藏以前,20世纪50年代藏合阳县文化馆时拓的,上盖合阳县文化馆印章,经过碑林馆高峡等几位专家鉴定,只要3000元,而碑林博物馆售价一万多,让我低价捞了个真货。
因了熟悉的朋友和熟悉的环境,府学巷和我的感情更近了。
五
冯玉亭《西安隐蔽战线上六兄弟的故事》一文中说:府学巷20号是西安隐蔽战线的“六兄弟”之一的老六,代号“麻子”的王志廉的家,府学巷20号成了掩藏革命活动的一个重要据点。
这个院子的特点是:“前后左右,都有通道可以与外界相通,一般外人不清楚这情况,后边与安居巷相通,前边出入口与府学巷二小巷链接,并且与西安碑林博物馆也相通,此处曾经遇到特务多次追捕,很多同志就是这样迅速离去。与西情处的大莲花池街七号院的暗道机关是一个道理,其地下室,系同出一门的匠人王克勤等人建设挖掘而成。现在西安碑林博物馆依然保留这一块革命活动遗迹!”
冯文中介绍王志廉:“六兄弟”的老六,代号“麻子”,其实他与麻子没有半点关系,长得是一表人才,1910年5月17日出生于陕西省渭南县(今临渭区)城关镇五里铺人……1928年参加“渭华暴动”,失败后,按党组织指示前往河南南阳加入十七路军杨虎城部队。……1930年随杨虎城部队回到陕西,在西安杨虎城公馆担任车队队长。1932年12月,孔从洲提升炮兵团长,大量大炮需用汽车运往前线,要选一个经验丰富的人来领导车队,于是王志廉随之调任该炮兵团车队任队长。
1940年春,由于王志廉所在的西安府学巷开办的“春生永”商行作为共产党的秘密活动据点已初具规模,加之当时西安古城的革命形势比较严峻,需要一个比较条件成熟的掩护地点作为共产党地下情报的活动据点,这样三学街的府学巷20号就成为比较理想的一个联络点,这也就为西安隐蔽战线“六兄弟”形成提供了一个基本条件!
再说“六兄弟”的另一个老五,代号“瞎子”的人物,真实名字就是贺修之,提起贺修之、贺先生,这在渭南地区,可以说是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
王志廉与贺修之,早年在陕西渭华起义时期,二人就比较熟悉……贺修之一点不瞎,一米八几的个子,长得非常标致,按照现在时髦的说法就是“帅哥”一个!贺修之的岳父就是当时陕西国民党党政军界名流人物田毅安,王志廉为了掩护地下革命工作方便,于1942年以后还把自己府学巷20号临近的一院房子卖给田毅安,以掩护当时的地下联络点——府学巷20号的安全。
三学街一带是当时西安社会各界名流会聚的地方,王志廉就充分利用自己的商人身份为共产党地下工作提供方便,在这里“六兄弟”老大,代号“胖子”王超北与王志廉结识,后来又共同居住在府学巷20号多年,成为志同道合一起干共产党地下革命工作的战友和同志。后来由于物质条件和环境的变化,到1943年王超北搬离府学巷20号,王志廉迁居大莲花池街七号院。 府学巷20号“春生永车行”是地下情报交通联络站,它具体地址是现在西安碑林博物馆石刻馆以及行政大楼的这个位置。在石刻馆的地下,当年从事地下情报工作秘密活动的地下暗室现在还保存依旧。而府学巷20号这个地下情报交通联络站,坚持十二年,一直没有暴露,从1937年到1949年,堪称西安隐蔽战线上的奇迹,终于,迎来了西安解放。
六
我的文友李连源也长期关注三学街这一片街区,有事没事总爱往巷子里钻,这一钻竟发掘出府学巷52号狄家大院的传奇故事。他于2020年6月下旬两访府学巷老住户狄新利,据狄新利介绍:她的高祖狄锦章、狄戊庵二人共同守着一个儿子旭东。旭东育有一子致良,从小聪慧过人,有过眼不忘之功。狄致良读书心无旁骛,专心治学,为府学的秀才。据光绪二十九年七月初四日谕,狄致良在咸宁、长安两县调署(临时调代)执事刘德全、曾士刚联署的一份留养局文件中担任副绅,狄致良后辞去公干,在府学巷自家街房办起了私塾。由于其与碑林相邻,又善钻研书法,临摹名碑,恪守传统,在书法上有很高的造诣。据说,同治、光绪两代帝师翁同龢的后人曾拜致良为师,可见狄家书香门第,耕读传家,授匾“无愧一生”,乃实至名归,也足见三学街历史文化积淀之深厚。 李连源在他《府学巷52号狄家大院》一文中写道:“从走进狄家大院的头道门到后院院墙,四副对联历历在目,第一联,上联:户居府学有书声萦耳;下联:身临孔祠无嚣气乱心。横批:书礼传家。第二联,上联:晨钟暮鼓古城绝响;下联:唐楷汉隶碑林独步。横批:秦风古韵。第三联,上联:碑林研书魂正草隶篆;下联:孔庙论立身修齐治平。横批:古调独弹。第四联,上联:八百里秦川拱古城;下联:五千年文明藏碑林。横批:累积厚重。四副楹联溢于言表的是浓浓的文化,深藏其后的是狄家人对碑林、祖宅,对家训、家风,对三学街、府学巷的深爱。”
“‘文革’中破四旧时,狄新利唯恐因四旧引火烧身,自作主张将族谱、牌位、老物什和几箱线装书以及许多老字画全部烧光,还自毁了核桃木大衣柜上的雕花,用刀子剜掉镶嵌在大衣柜的蓝宝石(玻璃),将两块木匾当做床板……这种决绝的毁灭,让狄家几百年历史彻底断裂,再也无从查找。”如今她无比痛心地对我说:现在想来真是太可惜了……当时只是害怕,怕家里有四旧被抄家……好在还有一个完整的柜子保留下来,从照片中可以看到它的精美。 这太令人叹惜啦!在触及每个中国人灵魂的“文化大革命”中,自毁家藏珍贵文物的行为几乎是普遍的所谓“革命行动”,我就知道我同学中连出身不错的家庭也自己对自己来了一次隐秘不为人知的“破四旧”大扫荡。我甚至敢说这种文化毁灭,不比红卫兵公开抄家烧得少。因为连我家,父亲是工人阶级,也对家中存的旧物来了一次完全彻底地“销赃灭迹”行动,例如家中中堂挂的于右任书法对联,还有一幅清代山水画,和父母身穿婚纱的结婚照,以及他的工友,一位北大毕业的大学生因患痨病死在我们家的生死之交朋友写的日记和照片等物件。尤其是这位抗战时从河北逃到西安的我父亲的大学工友,为感谢我们家奶奶、父亲收留他,为他治病写下十多页血书,也被父亲半夜时烧了个一干二净,因为我看过这封血书,到“文革”后曾问父亲,我叔叔的血书咋不见了。父亲说烧了!还说他这位工友是军工专业,在陕西机器局当工程师,还在伪十七路军伪七师枪械所干过。那是国民党的部队呀!我说十七路军是杨虎城手下抗战部队,怎么能加一个伪呢!你们俩是一起在山西、河南抗战前线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而我父亲2002年逝世时,单位在追悼会上悼词竟写的是我父亲曾在伪十七路军伪七师枪械所干过,我当时一看,气得大发雷霆,我把父亲单位一位领导大训了一顿,领导辩称是从档案上抄的,但我严词让取掉“伪”字,让改成西北军杨虎城部抗战部队十七路军第七师。
七
府学巷老户中有陈尧廷老先生,是一位相貌堂堂,仪态超拔,美髯飘飘,儒雅之人。属于长安“一城文化,半城神仙”中人物。于书画、篆刻、诗琴、文物、收藏皆擅的文化大家。家居碑林后门南边一老宅院。1933年他与寇遐、张寒杉、党晴梵等发起成立了“西京金石书画学会”,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任西北行政委员会文化局文物科副科长、西北文物清理大队队长,后任与他家一墙之隔的碑林内陕西省博物馆办公室主任,文物考古上建树颇高。
他还被称为琴痴,并任教西安音乐学院,教授古琴。为长安城中以古琴为至乐操习而有大成者,他藏有十二把古琴,乃号为“十二古琴人家”。
“文革”的横扫一切,让陈尧廷所藏文物古籍几乎损失殆尽。陈先生的外甥陈让先生告诉我:“十二古琴,现只有我处的一张仲尼式的古琴了。”
在府学巷家家都弥漫着书韵墨香,家家都靠打拓片卖字贴来赚钱,那年月碑林管理松,石碑可以随便进来拓。也不知延续了多少年。碑帖传拓历代不绝,这条街应该称作是曾经的字帖专卖一条街。而且不少家的院子都竖有石碑,当然其中也不缺仿刻的假碑子。有几个院子碑石放不下,就把碑子拿来铺地,人从上面踏着当路走。而且那一家主人手中都有些价值不菲的万货。
1924年鲁迅到西安讲学,他曾到过府学巷内的“博古堂”,“博古堂”店主为李子俊,李家世代居于西安,以经营碑帖为生。在这家店中鲁迅购买了《姚伯多造像碑》《张僧妙法师碑》与《魏文朗造像碑》拓片,此碑拓片我也从耀州药王山收藏了两幅。还有柏树林卧龙寺传为吴道子绘的《卧龙寺观音像》。“唯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唐人线画,流动如生。”鲁迅先生说:“在唐,可取佛画的灿烂,线画的空实和明快。”
府学巷曾住有一位参加抗战的英雄杨异青,他1942年投笔从戎,后在杨虎城部十七路军任过旅长、副师长,参加西安事变,又随孙蔚如赴中条山一线抗击日寇。解放后住安居巷。
随着改革开放,原来静谧优雅的府学巷,也逐渐红火了起来,巷内也进来了不少画店、画廊和书画院等,什么陕西书画艺术研究所、西安圣贤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还有如是书屋,为府学巷平添了浓浓的艺术氛围。 走进巷子内,随处可见那家老宅门前蹲着几尊石头像,和院子里倒卧在地上的雕刻着花卉图案的石板。那种恬适惬意,还真是别处巷子没有的独此一家。再看一家门楼,上飞檐翘角,屋脊两边有鸟形砖雕,下边砖雕图案有牡丹缠枝,如意几何纹图形、兰草花瓶等。如果在春节期间,可见大门上贴着大门神,两边贴着春联,给你感觉一街的喜气洋洋。
府学巷有三棵100年至300年历史的皂角树,虽历经雨雪风霜,但至今仍然枝繁叶茂。可这几年来,树的部分根部已经腐朽。为了保护,碑林区绿化委2001年11月对树进行了维护,用混凝土制成柱子,支撑树身,以防止该树从根部断裂而倾倒,用数块似假山的石板条簇拥住水泥支柱,给人以视觉上的美感。并且在树根的周围围砌了石栏,防止人为损坏古树。绿化人员还改善土壤,在石栏内种草,不但能促使朽木复原,而且以古树、石景、绿草聚为一体,堆砌出一座巨型盆景景观来,让人体悟西安绿化人的匠心独运。
2013年3月碑林博物馆附近的府学巷还在修路时,发现出土了一块《重修西安府儒学碑》百年的石碑。 这块青石碑长3米多、宽80多厘米、厚20多厘米,碑头已经破损。正文则是正楷,字体较小,有欧体的韵味,也借鉴了柳体的风格,内容大致是描述了当时的人文、历史风貌等,算是对府学巷历史的一种补充。碑文的落款是明朝“嘉靖年间癸巳仲冬吉旦”,距今已有近五百年的历史。该石碑己收藏于吉地——西安碑林博物馆。
府学巷这条巷子相对于书院门、三学街的热闹红火,碑林博物馆的声名远播,可能并不太引人注目。但西安城中的美好和深刻,恰恰是细微的,像水一样静悄悄的,随时光一起流着。那斑驳的树影与弥留的书香,似乎也成了留在人们记忆里的影子。
与碑林博物馆为邻的一条南北小巷,南起三学街,傍碑林博物馆西大门,北通碑林博物馆后门。在原唐长安皇城太庙东侧中宗庙处,唐末以皇城改筑为新城后,渐为居民坊巷。宋崇宁二年(1103)京兆知府虞策置京兆府学于此,金、元、明、清皆沿置府学,故得名。
府学巷,是西安城里最古老的巷子之一。从外边喧闹嘈杂的书院门市场穿过,一下子就感到了这巷子的古意与幽静,几株古槐历经千百年风雨沧桑,仍生机勃勃,以一树绿荫来迎接你。
今天的府学巷,是一千多年前唐朝官办太学的所在地。唐朝以后长安城不再是首都,因而这里不再叫太学。宋朝叫作京兆府学,自然比太学的要低一个等级,府学是由“府”和“学”,两个字组成,就是指府级的学校。元朝的府学和贡院都在这里,那门前形成了南北走向的巷子,就被称之为府学巷了。
府学属于官学,中国古代的教育制度重要组成部分,开科取士,为国家培养人才。明清时期西安科举考试的地点搬到举院巷和贡院门一带。府学巷才从热闹繁华,沦落为沉寂,逐渐成了普通居民居住的街坊。
三学街府学巷一带旧景陈钧绘
但因为碑林的存在,府学巷在人们眼中还是比一般居民街坊要显豁得多。我西安市文联的同事王珂告诉我:街口的孔庙西门外原先矗立着一座高大的牌坊,可惜1952年碑林西侧的牌楼不见了,不知是拆了,还是移到别处了。西安府学巷地盘上在清代有几个祠堂,也值得说上一说。
一、忠义孝悌祠,或称忠义祠,封建王朝为表彰忠臣义士而立的祠庙。清雍正元年(1723)建,嘉庆九年(1804)重修。
二、节孝祠,封建社会为宣扬旧伦常礼教而在各地所建旌表节孝妇女的祠堂。据《清会典•礼部》云:祠外建大坊,应旌表者题名其上,身后设位祠中。西安府节孝祠位于学宫之内。清雍正元年(1723)建。
三、乡贤祠,祭祀地方上有才德和声望的人物祠所,明清西安府乡贤祠位于学宫二门外右侧,东向,祠址今碑林博物馆西侧。推测此址应处于今府学巷。据《明清西安词典》载:祀有长安人韩休……冯从吾……蓝田人吕大忠、吕大防、吕大钧、吕大临;武功人苏昞等六十余人。 今日府学巷,进巷不远处,小巷一分为二,成了“丫”字形,在岔口的三学街社区委员会即为魁星楼旧址。巷子老居民记得府学街内曾有一片子空地,也可称之为广场,我小时候来这里找同学玩,曾从这条巷子钻进钻出过,较清楚的是广场上有几只白鸽子翩翩从半空而落,悠闲地踱着步,边觅食边眼珠子好奇打量你,我从小就特喜欢小动物,那时应是三年困难才过1963年,我已开始集邮票3年多了,特喜欢毕加索画的和平鸽三角邮票,就蹲下来看鸽子,全然忘了肚子饿。陪我的同学说:这是信鸽,还有人喂呢。一句话让我饥肠辘辘,遂起身赶紧回家了。
原来广场的正中央,“文革”期间,街道的居民委员会建立了一个所谓的“活动室”,把巷子劈成了左右两半的“丫”字形。
二
府学巷也是文脉厚深,藏龙卧虎之地。书法家段绍嘉就居住在此。
段绍嘉(1899—1981),名泮森,西安人。1933年加入“西京金石书画学会”,1951年任陕西省博物馆保管部副主任。终生从事文物考古与书法研究,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屡有考古论文发表于《文物》等刊物。他名“泮森”就意指碑林前院孔庙的泮池和碑林院中的蓊郁森然的林木。
段绍嘉
其楷书出于北魏,融汇各家,另辟蹊径,自创一格,被誉为“段家魏”;其篆书习钟鼎彝器,泥古而能化,师古以达变。段绍嘉曾任陕西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陕西省政协委员。另外,我写北大街的人民剧院时,发现“人民剧院”四个字也为段先生所题。刘自椟先生赋诗赞段绍嘉先生:“长安访古首碑林,翰墨家风四世存。时尚空传新魏体,先生金石重周秦。”
段绍嘉祖上从明代中叶始就在紧临碑林西门的府学门口开设“翰墨堂碑帖局”,经营碑帖。店门高悬张裕钊所书的匾牌“翰墨堂”,已历经600多年。现店铺仍在,只是已租于人经营,应是这条街第一老字号。段家另有一幢二层小楼,下层存放段家历代收藏的碑石、墓志,并将一些碑石按年代顺序镶嵌于墙,以便捶拓。楼上存放已经拓好的拓片和碑帖。慕名造访的不但有达官贵人与书画名家,而且连光绪皇帝西逃西安时都来过。再有康有为、张大千等都曾专门造访“翰墨堂”。段家世代收藏碑石文物,藏量颇丰。20世纪50年代,段绍嘉将众多的藏品捐献国家。如载于《陕西金石志》、刻于武周元年(697)的《杨基墓志》,就是段绍嘉于1952年捐藏碑林的。
杨基墓志拓片
因了段绍嘉德艺双馨,热情好客,为人坦诚,赵望云、何海霞、康师尧、陈泽秦、程克刚、蔡鹤汀、蔡鹤洲等书画名家都是他家的常客。段绍嘉弟子众多,当今的陕西书法名家中如薛铸、赵熊、魏良等人,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都跟过段绍嘉学楷书,也都经常出入府学巷。还有,曾任西北历史文物陈列馆负责人、西北文物清理队长、陕西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半坡博物馆馆长的茹士安。也曾居住在今碑林后院;陕西省书协顾问吴三大居住大吉昌巷,在府学巷3号还有“吴三大书画艺术馆”;陕西书法学院院长,陕西省政协委员,陕西省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薛铸,也在碑林博物馆工作过;还有陕西省书协副主席,任过碑林博物馆馆长的高峡,以及我的朋友碑林博物馆研究员马骥、王其祎,经常进出就走的是府学巷。
府学巷内是碑林后门,门牌为府学巷副8号。我因和碑林博物馆有过业务合作,几次到碑林去找馆长高峡、赵立光,或参加会议,都遵瞩进的后门,因后院是办公区。而正门喧闹,游客出入拥挤,还要验票,得里边工作人员出来接迎,一个人进还可能迷路,找不到办公楼而走冤枉路。 这里的走后门,走得光明正大,办的是公事。长安画派创始人的赵望云曾居住碑林后边石刻馆旁边。20世纪50年代初,赵望云曾主持修建碑林的前身西北历史博物馆,当年赵先生一家就住在这里。
创建西安碑林石刻艺术室的文物大家何正璜先生在她《难以忘却的缅怀》一文中说:“赵望云在陕西省博物馆的筹办,陕西古代文物收集、保护工作等方面,做了很重要的奠基工作。陕西省文博事业能有今天这样的规模,能如此受到中外旅游者和专家的欢迎和赞扬,是与赵望云在这方面浇注了大量心血分不开的。……赵望云当时是西北行政大区文化部中分管文物事业的局长,他不断地寻思:文博事业如何进行建设?得天独厚的陕西文物优势如何能获得落实?如何能有一个永久性的收藏展出文物之地。……西安碑林,是驰名中外,汇集古代名书法家墨迹的书法宝库。赵望云想,如以碑林作为博物馆的馆址,不论是在性质上、地点上、人们的习惯观点上,都是再恰当也没有的了。”
再有,何正璜先生在文中重点说道:是赵望云先生“请求领导同意将紧连着碑林的孔庙旧址拨归了博物馆。这个交涉的成功,使博物馆的范围扩大了一倍半,大有了用武之地了”。 中央电视台“美术星空”节目就以碑林为背景拍摄赵望云电视专题片,由赵望云先生儿子赵振川参与指导摄制,赵振川是陕西省美术家协会顾问、长安画派研究院院长,也是一位山水画大家。那次拍摄就是由居住在府学巷25号的陕西花鸟画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李庚年联系,从碑林后门进入拍摄的。
碑林后院故事不少,书法家高峡先生一次和我说起,他听馆里一些老人说,画家黄冑1954年与郑闻慧女士结婚,就是在碑林后院举办的婚礼。
黄冑为赵望云入室弟子,1943年夏拜赵望云先生为师,1955年调入北京总政治部文化部创作室。黄冑为一代美术大师,曾任中国画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炎黄艺术馆馆长、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等。他曾跟随老师赵望云在碑林后院住过。 三
我的好友,李庚年和夫人王珂,可是这一带的活字典。他家门口有一棵百年核桃树,房子是王家祖屋。王家是中医世家,王珂的爷爷曾任国民政府南京国医馆馆长,父亲是陕西中医医院医生。
李庚年就在府学巷淘了不少好东西。他说:收藏了不少旧字帖,其中有《石门颂》,就是有点残。他还在20世纪80年代末碰到一家处理石碑子的。一院子碑子,有近20块,才卖2000元。他想买下,但家里人提出你朝那里放呀!才让他遗憾作罢。
李庚年
李庚年说,他院子东边就是碑林,每天早晨都是被布谷鸟“布谷,布谷”声唤醒的。碑林,庭院深深,古木参天,千年的好风水,各种鸟儿云集此处,真乃“鸟儿乐园”,童话中世界。“文化大革命”中,到了三伏酷夏的晚上,他就和高峡,一人带一张草席,随便就睡在被烧毁的孔庙大成殿遗址的平台上。他家院子虽小,房子也被夫人王珂称为旧社会的烂屋子,可却被李庚年当作一方乐土,冠之于“水墨山庄”。这“陋巷烂房”我可没少来过,每次来都有一种温馨,一种和煦,及一种书卷气。
在庚年的水墨山庄,最惬意的事就是观赏庚年画画了。他擅花鸟,长山水,两套拳脚都相当出色。作画时,只见他展纸舒毫、激情喷薄、浓墨酣畅、淋漓奔放、率意而为、汪洋恣肆,真乃笔走龙蛇,画至得意时,大家喝彩,他兴奋的脸上流露出无疑是一种孩子般的天真。
庚年从小习画,筑下坚实的童子功,寒来暑往凡五十年努力,抽筋折骨经万千艰难之磨砺,终于画出了不小的名堂,画出了属于自己独有的一片天地。曾有幸得到长安画派创始人赵望云先生“画得有灵气”的评价。庚年的画已然显露了他的率直与真诚,带点狂野又不失聪慧敏锐的才情,以及独异于人的鲜明个性。
庚年自号“半僧”,与佛有缘,他的画也就有了禅味,有了一种超逸高迈的品格。 李庚年这个兄弟性格开朗,思维有点逆向,让我称奇。他在画坛传为佳话的一件趣事,特公之于众,惹朋友们一笑。
说的是庚年有次为一位中央高级干部画了幅寿桃,把桃涂成了青色。老干部秘书来电话责之,庚年说:我是专门画成青桃的,返老还童嘛,青桃生机勃勃,桃熟了就快落了。这位高干听了大悦,后专程到西安参观庚年画展时,说:“李庚年这个人怪怪的!”
李庚年被称为“旧社会的烂屋子”的家,来的朋友却很多,都是美术界名家大腕,常客中就有张义潜、赵振川、吴三大、侯声凯、罗平安等书画名家。那时候是谝闲传也讨论书画创作,喝点小酒就乘兴挥毫画上几笔,其乐融融。李庚年却说:现在房子越住越大,朋友却来得少咧!
关于“喝点小酒”,那是李庚年的口头禅,他天天离不了喝酒,那可是手不释杯,堪称西安画界“酒仙”啦!但也被夫人贬为“酒鬼”。他的第一酒友是美术界的大腕张义潜。张义潜是我的老师,喝酒的名气更大,嗜酒如命。庚年说:“张义潜参加笔会,老板不给喝酒不画画,但喝高了又画不成。”一次李庚年和张义潜去参加笔会,张义潜夫人在他俩临走时严肃地告诉庚年:“我把人交给你了!”后来庚年见了我说:“哈哈!把‘酒仙’交给‘酒鬼’,如同把狼交给狈了。”意思是他俩那可是狼狈为“酒”。
而庚年也因酒误过事,他在青龙寺工作时,寺里走廊展览着他的花鸟画,一次几个日本游客,要买庚年的画,一下要买十多幅。翻译给这几位日本客人说:“买了李先生的画,得请李先生喝酒呀!”谁知,李庚年拿上一卷子画去赴酒会,一下喝高了,醉意朦胧中,他端着酒杯给日本客人敬酒时唱起了“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还把手掌竖起来在人家脖子上抹来抹去。还问日本人“你的明白嘛?”听不懂中国话的日本人只好通过翻译回答了一句:“这个歌有点熟熟的。”喝醉了的庚年回家后倒头便昏睡过去。一觉醒来,才想起没收日本人买画的钱,通过翻译打电话去问,人已坐飞机回日本了……
十来年前,李庚年家从巷子深处搬到巷子南口,他住在楼上,楼下是画廊。院门口有一株千年唐槐,更加根深树茂。李庚年曾得意地大谝道:“我家和文庙碑林为邻,古人谓之与庙而居,祥也。门前有千年唐槐护佑,吉也。说不定诗仙李白当年还醉卧我家门口的槐树下呢?” 四
府学巷除过李庚年家,还有几个点是我经常来的地方,一是临三学街巷口西边的“一丁画廊”,老板姓丁,名尚德,是我的朋友。我来必上他的店里坐一坐,喝喝茶,看看展销的书画,顺便打听一点书画市场的行情和趣事。甚至有时还给老板介绍朋友的藏画到店里销售。
再就是他对门的蒲城饭店,每到书院门来转,吃饭经常是蒲城饭店。后来改名为“面辣子酒楼”。面辣子是这家店特色,让我记忆深的还有烤包子,馅是地软,能唤起人五十年前的记忆。且所烤包子个头巨大,一个顶普通包子四个。再就是豆面糊、韭菜盒子了,绝对是蒲城特色。我和李庚年、诗人张继光,以及丁老板,多次在这里聚餐。
诗人张继光是我的学生,他后来爱上了绘画,拜在赵振川门下,拜师礼时专意请我去做了见证。张继光的山水画进步神速,不但在西安、北京等全国各地参加展览,还应邀两次去韩国参展,他的画作登上了欧洲著名的很有影响的画刊。他在文学上出过诗集《继光诗选》,文学老前辈胡征先生为他题写书名,并落款为“胡征敬题”,可以看出胡征先生对继光诗歌的认可。再有我和继光去李若冰家拜望李老,若冰先生给我题了“飞翔”两字。又听我介绍继光创作诗歌一月之内连续在五六家报刊发表,李若冰听得频频点头,立即为继光题词“井喷”两字,予以褒奖。在绘画上,继光创作的几十巨幅大气磅礴的山水画,特别获得先生赵振川赞赏,给他画上大字题款“千山无语,万壑有声”,还在继光一幅有创新意识的山水画上题款并加赞语:“铁铸江山:乙亥年夏月,继光拟拓片积墨法成此作品。继光大胆创新,精神可嘉可贺。新时代要新作品,唯此是真理。振川有感补识于长安。”如此不吝赞赏之词,也让我暗自为继光高兴。文坛大腕,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周明先生见了继光的一幅小花鸟画,也为之题了画款“唤醒春天草,难醒水中鱼”。
李若冰(中)为张继光题字并合影。贺抒玉(左)
再有,继光又给我带来新消息是,他以十年磨一剑之耐力完成的一部2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夹滩》,2020年正式打印出第一稿,而我一读就拍案称奇。2013年5月他写出的部分初稿请陈忠实先生指导,谁知老陈一看就感觉继光这部长篇出手不凡,潜力巨大,很有前途,欣然为继光题词“苍茫滩涂,鼓荡人生”以鼓励他坚持写下去。我当时很是惊叹,这在忠实先生经历中,可能是唯一一次,为一位业余农村作者的长篇小说半成品题词。继光的艺术之路,可真是一手抓文学,一手抓绘画,两手都很硬呀!曾任陕西省作协副主席、陕西省社科院文学所所长的莫伸,用3天时间看了初稿,也在和张继光通电话时认为:“继光长篇小说《夹滩》,写得跌宕起伏,有陈忠实《白鹿原》之大开大合的味道。”当然,莫伸也中肯地提出了具体修改加工意见。张继光是西安市诗书画研究会副会长、西安市作协诗歌委员会副主任、高陵区作协副主席。收藏也是张继光专长,收藏不少碑石,有北魏,也有汉唐的。他收藏一块北魏碑石的拓片送给钟明善老师,钟老师题款“石刻之光”,再有一块《唐代李府君墓志铭》,被《中国书法》杂志刊登了6个页码,推荐给全国书法界。一次他推荐给我一幅国宝级文物《曹全碑》的拓片,还是碑林收藏以前,20世纪50年代藏合阳县文化馆时拓的,上盖合阳县文化馆印章,经过碑林馆高峡等几位专家鉴定,只要3000元,而碑林博物馆售价一万多,让我低价捞了个真货。
因了熟悉的朋友和熟悉的环境,府学巷和我的感情更近了。
五
冯玉亭《西安隐蔽战线上六兄弟的故事》一文中说:府学巷20号是西安隐蔽战线的“六兄弟”之一的老六,代号“麻子”的王志廉的家,府学巷20号成了掩藏革命活动的一个重要据点。
这个院子的特点是:“前后左右,都有通道可以与外界相通,一般外人不清楚这情况,后边与安居巷相通,前边出入口与府学巷二小巷链接,并且与西安碑林博物馆也相通,此处曾经遇到特务多次追捕,很多同志就是这样迅速离去。与西情处的大莲花池街七号院的暗道机关是一个道理,其地下室,系同出一门的匠人王克勤等人建设挖掘而成。现在西安碑林博物馆依然保留这一块革命活动遗迹!”
冯文中介绍王志廉:“六兄弟”的老六,代号“麻子”,其实他与麻子没有半点关系,长得是一表人才,1910年5月17日出生于陕西省渭南县(今临渭区)城关镇五里铺人……1928年参加“渭华暴动”,失败后,按党组织指示前往河南南阳加入十七路军杨虎城部队。……1930年随杨虎城部队回到陕西,在西安杨虎城公馆担任车队队长。1932年12月,孔从洲提升炮兵团长,大量大炮需用汽车运往前线,要选一个经验丰富的人来领导车队,于是王志廉随之调任该炮兵团车队任队长。
王志廉
王志廉以做生意为掩护,成立了“春生永号”商行任经理,作为公开合法身份。他1937年前往上海购买汽车事宜,碰巧在火车上结识了“六兄弟”的老大代号“胖子”的王超北,也就是后来号称“南潘北王”的王超北,为以后在西安的合作打下了基础。1940年春,由于王志廉所在的西安府学巷开办的“春生永”商行作为共产党的秘密活动据点已初具规模,加之当时西安古城的革命形势比较严峻,需要一个比较条件成熟的掩护地点作为共产党地下情报的活动据点,这样三学街的府学巷20号就成为比较理想的一个联络点,这也就为西安隐蔽战线“六兄弟”形成提供了一个基本条件!
再说“六兄弟”的另一个老五,代号“瞎子”的人物,真实名字就是贺修之,提起贺修之、贺先生,这在渭南地区,可以说是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
王志廉与贺修之,早年在陕西渭华起义时期,二人就比较熟悉……贺修之一点不瞎,一米八几的个子,长得非常标致,按照现在时髦的说法就是“帅哥”一个!贺修之的岳父就是当时陕西国民党党政军界名流人物田毅安,王志廉为了掩护地下革命工作方便,于1942年以后还把自己府学巷20号临近的一院房子卖给田毅安,以掩护当时的地下联络点——府学巷20号的安全。
三学街一带是当时西安社会各界名流会聚的地方,王志廉就充分利用自己的商人身份为共产党地下工作提供方便,在这里“六兄弟”老大,代号“胖子”王超北与王志廉结识,后来又共同居住在府学巷20号多年,成为志同道合一起干共产党地下革命工作的战友和同志。后来由于物质条件和环境的变化,到1943年王超北搬离府学巷20号,王志廉迁居大莲花池街七号院。 府学巷20号“春生永车行”是地下情报交通联络站,它具体地址是现在西安碑林博物馆石刻馆以及行政大楼的这个位置。在石刻馆的地下,当年从事地下情报工作秘密活动的地下暗室现在还保存依旧。而府学巷20号这个地下情报交通联络站,坚持十二年,一直没有暴露,从1937年到1949年,堪称西安隐蔽战线上的奇迹,终于,迎来了西安解放。
六
我的文友李连源也长期关注三学街这一片街区,有事没事总爱往巷子里钻,这一钻竟发掘出府学巷52号狄家大院的传奇故事。他于2020年6月下旬两访府学巷老住户狄新利,据狄新利介绍:她的高祖狄锦章、狄戊庵二人共同守着一个儿子旭东。旭东育有一子致良,从小聪慧过人,有过眼不忘之功。狄致良读书心无旁骛,专心治学,为府学的秀才。据光绪二十九年七月初四日谕,狄致良在咸宁、长安两县调署(临时调代)执事刘德全、曾士刚联署的一份留养局文件中担任副绅,狄致良后辞去公干,在府学巷自家街房办起了私塾。由于其与碑林相邻,又善钻研书法,临摹名碑,恪守传统,在书法上有很高的造诣。据说,同治、光绪两代帝师翁同龢的后人曾拜致良为师,可见狄家书香门第,耕读传家,授匾“无愧一生”,乃实至名归,也足见三学街历史文化积淀之深厚。 李连源在他《府学巷52号狄家大院》一文中写道:“从走进狄家大院的头道门到后院院墙,四副对联历历在目,第一联,上联:户居府学有书声萦耳;下联:身临孔祠无嚣气乱心。横批:书礼传家。第二联,上联:晨钟暮鼓古城绝响;下联:唐楷汉隶碑林独步。横批:秦风古韵。第三联,上联:碑林研书魂正草隶篆;下联:孔庙论立身修齐治平。横批:古调独弹。第四联,上联:八百里秦川拱古城;下联:五千年文明藏碑林。横批:累积厚重。四副楹联溢于言表的是浓浓的文化,深藏其后的是狄家人对碑林、祖宅,对家训、家风,对三学街、府学巷的深爱。”
“‘文革’中破四旧时,狄新利唯恐因四旧引火烧身,自作主张将族谱、牌位、老物什和几箱线装书以及许多老字画全部烧光,还自毁了核桃木大衣柜上的雕花,用刀子剜掉镶嵌在大衣柜的蓝宝石(玻璃),将两块木匾当做床板……这种决绝的毁灭,让狄家几百年历史彻底断裂,再也无从查找。”如今她无比痛心地对我说:现在想来真是太可惜了……当时只是害怕,怕家里有四旧被抄家……好在还有一个完整的柜子保留下来,从照片中可以看到它的精美。 这太令人叹惜啦!在触及每个中国人灵魂的“文化大革命”中,自毁家藏珍贵文物的行为几乎是普遍的所谓“革命行动”,我就知道我同学中连出身不错的家庭也自己对自己来了一次隐秘不为人知的“破四旧”大扫荡。我甚至敢说这种文化毁灭,不比红卫兵公开抄家烧得少。因为连我家,父亲是工人阶级,也对家中存的旧物来了一次完全彻底地“销赃灭迹”行动,例如家中中堂挂的于右任书法对联,还有一幅清代山水画,和父母身穿婚纱的结婚照,以及他的工友,一位北大毕业的大学生因患痨病死在我们家的生死之交朋友写的日记和照片等物件。尤其是这位抗战时从河北逃到西安的我父亲的大学工友,为感谢我们家奶奶、父亲收留他,为他治病写下十多页血书,也被父亲半夜时烧了个一干二净,因为我看过这封血书,到“文革”后曾问父亲,我叔叔的血书咋不见了。父亲说烧了!还说他这位工友是军工专业,在陕西机器局当工程师,还在伪十七路军伪七师枪械所干过。那是国民党的部队呀!我说十七路军是杨虎城手下抗战部队,怎么能加一个伪呢!你们俩是一起在山西、河南抗战前线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而我父亲2002年逝世时,单位在追悼会上悼词竟写的是我父亲曾在伪十七路军伪七师枪械所干过,我当时一看,气得大发雷霆,我把父亲单位一位领导大训了一顿,领导辩称是从档案上抄的,但我严词让取掉“伪”字,让改成西北军杨虎城部抗战部队十七路军第七师。
七
府学巷老户中有陈尧廷老先生,是一位相貌堂堂,仪态超拔,美髯飘飘,儒雅之人。属于长安“一城文化,半城神仙”中人物。于书画、篆刻、诗琴、文物、收藏皆擅的文化大家。家居碑林后门南边一老宅院。1933年他与寇遐、张寒杉、党晴梵等发起成立了“西京金石书画学会”,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任西北行政委员会文化局文物科副科长、西北文物清理大队队长,后任与他家一墙之隔的碑林内陕西省博物馆办公室主任,文物考古上建树颇高。
陈尧廷
他曾任教西安美术学院,教授篆刻,专家认为陈尧廷先生是陕西当代篆刻艺术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他创作的主题印谱,填补了陕西篆刻创作的空白。宋联奎以诗二首赞其篆刻:“矫矫昌黎百代宗,休言刻画是雕虫。此才大可铭钟鼎,为问何人第一功。肯信西泠有钝丁,尧廷铁笔自天成。十兰狂态君应笑,直谓冰斯到小生。”他还被称为琴痴,并任教西安音乐学院,教授古琴。为长安城中以古琴为至乐操习而有大成者,他藏有十二把古琴,乃号为“十二古琴人家”。
“文革”的横扫一切,让陈尧廷所藏文物古籍几乎损失殆尽。陈先生的外甥陈让先生告诉我:“十二古琴,现只有我处的一张仲尼式的古琴了。”
在府学巷家家都弥漫着书韵墨香,家家都靠打拓片卖字贴来赚钱,那年月碑林管理松,石碑可以随便进来拓。也不知延续了多少年。碑帖传拓历代不绝,这条街应该称作是曾经的字帖专卖一条街。而且不少家的院子都竖有石碑,当然其中也不缺仿刻的假碑子。有几个院子碑石放不下,就把碑子拿来铺地,人从上面踏着当路走。而且那一家主人手中都有些价值不菲的万货。
1924年鲁迅到西安讲学,他曾到过府学巷内的“博古堂”,“博古堂”店主为李子俊,李家世代居于西安,以经营碑帖为生。在这家店中鲁迅购买了《姚伯多造像碑》《张僧妙法师碑》与《魏文朗造像碑》拓片,此碑拓片我也从耀州药王山收藏了两幅。还有柏树林卧龙寺传为吴道子绘的《卧龙寺观音像》。“唯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唐人线画,流动如生。”鲁迅先生说:“在唐,可取佛画的灿烂,线画的空实和明快。”
府学巷曾住有一位参加抗战的英雄杨异青,他1942年投笔从戎,后在杨虎城部十七路军任过旅长、副师长,参加西安事变,又随孙蔚如赴中条山一线抗击日寇。解放后住安居巷。
随着改革开放,原来静谧优雅的府学巷,也逐渐红火了起来,巷内也进来了不少画店、画廊和书画院等,什么陕西书画艺术研究所、西安圣贤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还有如是书屋,为府学巷平添了浓浓的艺术氛围。 走进巷子内,随处可见那家老宅门前蹲着几尊石头像,和院子里倒卧在地上的雕刻着花卉图案的石板。那种恬适惬意,还真是别处巷子没有的独此一家。再看一家门楼,上飞檐翘角,屋脊两边有鸟形砖雕,下边砖雕图案有牡丹缠枝,如意几何纹图形、兰草花瓶等。如果在春节期间,可见大门上贴着大门神,两边贴着春联,给你感觉一街的喜气洋洋。
府学巷有三棵100年至300年历史的皂角树,虽历经雨雪风霜,但至今仍然枝繁叶茂。可这几年来,树的部分根部已经腐朽。为了保护,碑林区绿化委2001年11月对树进行了维护,用混凝土制成柱子,支撑树身,以防止该树从根部断裂而倾倒,用数块似假山的石板条簇拥住水泥支柱,给人以视觉上的美感。并且在树根的周围围砌了石栏,防止人为损坏古树。绿化人员还改善土壤,在石栏内种草,不但能促使朽木复原,而且以古树、石景、绿草聚为一体,堆砌出一座巨型盆景景观来,让人体悟西安绿化人的匠心独运。
2013年3月碑林博物馆附近的府学巷还在修路时,发现出土了一块《重修西安府儒学碑》百年的石碑。 这块青石碑长3米多、宽80多厘米、厚20多厘米,碑头已经破损。正文则是正楷,字体较小,有欧体的韵味,也借鉴了柳体的风格,内容大致是描述了当时的人文、历史风貌等,算是对府学巷历史的一种补充。碑文的落款是明朝“嘉靖年间癸巳仲冬吉旦”,距今已有近五百年的历史。该石碑己收藏于吉地——西安碑林博物馆。
府学巷这条巷子相对于书院门、三学街的热闹红火,碑林博物馆的声名远播,可能并不太引人注目。但西安城中的美好和深刻,恰恰是细微的,像水一样静悄悄的,随时光一起流着。那斑驳的树影与弥留的书香,似乎也成了留在人们记忆里的影子。
责任编辑:韩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