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树林

　　一、柏树林街溯源
　　柏树林，一条老街，南邻城墙，位于端履门街和文昌门之间。文昌门为西安城墙南段一城门，1986年所开辟。为啥名文昌门呢？就源于此门内曾建有一座文昌宫。文昌宫，旧址在今柏树林街南段路西。
　　柏树林街附近还有一座三皇庙。奉祀伏羲、神农、黄帝“三皇”的庙。元大德元年（1297）建。元骆天骧《类编长安志•庙祠》：三皇庙在草场街南，西邻文庙。
　　1000多年前，柏树林这条老街位于隋唐长安城皇城的东南隅，大致是隋文献皇后庙所在地。 　　隋文献皇后独孤氏，讳伽罗。14岁嫁于隋文帝杨坚。独孤皇后通达书史，聪明过人，她与隋文帝携手共同创建了大隋王朝，于开皇之治功不可没，他们夫妻恩爱，同起同居，并辇上朝，形影不离，宫中并尊帝后为“二圣”。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对君主终生保持有强烈影响力的后妃。
　　北宋元丰三年（1080）文庙及府学的一部分，加上北宋元祐二年（1087），唐石经及一批唐宋名碑，都迁移至文昌门内柏树林街西侧，西安文庙、碑林因而在此成为一体。
　　柏树林街得名却迟了400多年，到明代正统年间（1436—1499）西安知府孙仁益扩建文庙，并在文庙碑林四周边广植柏树，密而成林，柏树枝叶茂盛，气味馥郁，四季葱茏，此街便被称作柏树林。
　　柏树林，一听名字，就知道这是一个清幽的去处。 　　从唐末到明清，柏树林街所在的南城墙内侧一带，逐渐发展为西安的文教区域。宋代以后，此街南段路西临近文庙，路东条巷子还有卧龙寺。街西是咸宁学和碑林。街道的南端，东边有“节孝祠”和“兴龙寺”，以及兴龙巷。西边文庙附近则出现了祭祀孔子之父叔梁纥启圣祠。宋真宗追谥孔子为至圣文宣王，亦追封孔子之父叔梁纥为启圣，附孔庙而祀，故宋元明及清初西安孔庙左侧有启圣祠。雍正元年（1723）追封孔子先世五代皆为王，分别称肇圣王、裕圣王、诒圣王、昌圣王、启圣王，改启圣祠为崇圣祠，仍附孔庙奉祀。
　　这里有陕西省佛教会，会址就设在卧龙寺。其前身为陕西省中华佛教会，民国十九年（1930）改为此称。接受中华佛教总会指导。“九一八事变”后，发表《陕西佛教会抗日救亡声明》；西安事变时，公开声明拥护张学良、杨虎城“八大主张”；“七七事变”爆发后，又发表抗日声明。后曾举行护国息灾法会，祈祷抗战胜利，追荐阵亡将士暨死难同胞。民国二十二年（1933）至三十四年（1945）妙阔法师任会长，1945年后朗照法师任会长。新中国成立后自行停办。 　　卧龙寺位于的巷子叫卧龙巷，清朝的时候在卧龙巷设有火药局仓库，清同治五年（1866）4月16日，这座仓库中的火药发生爆炸，致使寺庙大部被毁，震坏炸毁民房一百余户，据民国年间的《续修陕西通志稿》中记载：爆炸发生的时候被炸碎的“吏、民肢体横飞，纷如雨落”。可见爆炸之猛烈。
　　此外，柏树林以东有延祥观（太白庙）。卧龙寺巷有养正书院。乾隆三十八年（1773），咸宁、长安两县各于郭外建学舍，东称春明，西称青门，专教两邑童子，并拨当商生息银各60两，以为每年维修费用，而无师生生活津贴补给，年久两学舍逐渐颓废。嘉庆七年（1802），清军同知叶世倬在卧龙寺巷购买房屋，合并两学舍创为养正书院，与关中书院分课生徒。养正书院成立后，由清军同知与咸、长两县共同主办。清道光时，养正书院易名为崇化书院。清光绪十六年（1890）崇化书院迁府考院东，曾经“西安高级中学”校址，位于陕西西安东厅门街85号。光绪二十四年（1898）改建为游艺学塾。
　　柏树林街西侧曾在20世纪40年代初办有一家西安道德学社，董事长为康裕如，抗战胜利后搬西一路。后该社还办了国学讲习所。
　　遥想1000年前，柏树林街区定是柏树森茂，清香怡人。可如今却难见柏树踪影。回顾历史，当然许多原因都会导致柏树的消失，比如清同治年间，临近卧龙寺的火药库爆炸；20世纪50年代末，文庙遭遇雷火。除此之外，战乱的频繁，人为的损坏，城市的变迁，都有可能是柏树逐渐消失的原因。
　　明嘉靖年间成书的《陕西通志》所载《西安城图》中没有标出柏树林的位置，不过从图中可以看出，柏树林所在地大致在当时的咸宁县学和董子祠一带。 　　清末的《清西安府图》则绘制得很详细：那时的柏树林街比端履门大街稍偏西，街道南北两端狭窄，不过街道的中间宽阔，从地图上看，那时的柏树林街上还有一片水池。
　　到了民国年代柏树林街也并不宽阔，不过，在当时的西安城里，柏树林也算得上是仅次于东南西北四大街的道路了。街道的南端有一座塔，可能是某个废弃寺庙里的塔。而曾经柏树林街路南头东边一片水池也逐渐干涸消失了。
　　当年的柏树林街路凹凸不平路面上尘土大，越往街南头去，脚下的浮土能埋住鞋面，土从何来？主要是城墙墙体处处崩塌裸露，顺城风一吹，黄土弥散飘落满脚地。春二三月天旱，刮起黄风来，莫说是神仙，就是凡人百姓站在城墙头上下视，也如唐代诗人白居易《长恨歌》中说的：“回头下望人寰处，不见长安见雾尘。”尘土之大，遮天蔽日，比之这几年的雾霾更脏。雨天出行亦难，街上泥泞不堪，有时会把鞋陷在泥中拔不出。街道上，平常行人不多，碰上卧龙寺举办法会时，四方信众云集，街上才会热闹一些。那时的碑林，自汉唐以来长安城及周边地区的名碑经石都储集在此，其中不乏国宝文物，但时人对它的历史文化价值认识不够到位，说一满是竖起来的石头，没毬个啥看头。碑林空阔的场院中，树多人少而显得阴森森的，不过，三暑天却是纳凉消夏的好去处。说里面僻静，也有不僻静之时，每日里傍晚时分，成群成队成伙的老鸹从头顶上飞过，边飞边叫，一片聒噪之声，令人心生瞀乱。这时，切莫要端着碗在院内空地上吃饭，不小心老鸹屎从空中飞落，滴在你碗中，和你的头上脸上。老鸹飞回到碑林、城门楼上和高树上歇栖，一大早又飞到城外去觅食。当年的尘土大、老鸹多，成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西京城乡的一道“独特风景”。 　　二、柏树林：名人荟萃之地
　　同样，位于碑林旁边的柏树林，也是一条有深厚文化传统的老街巷。这里的柏树林42号碑林家属院，可是一个精英大腕，各路英才密集的大院。这里可以拉出一张陕西省文物界的群英榜，历届的陕西文博系统的文化学者、文物考古专家，都长长短短在这个家属院住过。
　　武伯纶（1902—1991），陕西文博事业的拓荒者。曾任西北历史博物馆馆长，陕西省文化局、文物局副局长兼省博物馆馆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民盟陕西省委副主委。长期从事考古、文物保护和研究工作。著有《中华民族抗敌史》《西安历史述略》等。
　　赵望云（1906—1977），长安画派创始人，美术大师。他曾主持修建碑林的前身西北历史博物馆，还兼任陕西省文化局副局长。赵望云先生被誉为“陕西文博事业的奠基人”。
　　王子云、何正璜夫妇，也都曾在碑林家属院柏树林42号居住过。王子云（1897—1990），中国美术史家，中国新美术运动最早的倡导者和参加者，中国美术考古的拓荒者，现代美术教育和美术考古学派的先驱。是中国现当代开一代风气之先的著名的美学家、美学艺术评论家、美术教育家、画家、油画家、雕塑家等，1945年入西安国立西北大学教授、西北文物研究室主任，西安美院教授、陕西省美术家协会顾问。 　　何正璜（1914—1994），历任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团员，陕西省博物馆陈列部主任、顾问、研究员。出版专著有《陕北东汉画像石选集》。何先生还是一位画家和复制唐墓壁画的专家。
　　石兴邦，1923年12月17日出生。任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陕西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著作有《半坡氏族公社》等多部。其主持发掘的西安半坡遗址、西安法门寺都入选“20世纪中国百项考古大发现”。荣获中国考古学终身成就奖。
　　茹士安（1920—2003），历任西北历史文物陈列馆负责人、半坡博物馆馆长等。他长于美术考古，为我国揭取壁画技术的开辟者之一，并在美术书法上也继承家学，造诣颇深。
　　陈全方，1936年出生。周原考古的重要人物，原陕西省文化文物厅副厅长、文物局副局长、陕西历史博物馆馆长、陕西省博物馆学会会长、陕西省考古学会副会长。
　　杭德洲，原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负责人，秦陵考古队第一任队长，第一批秦兵马俑的发掘者。
　　王翰章，碑石专家，1923年11月5日出生。曾主持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陕西省文物志》副主编、陕西省古籍编纂委员会副主编，陕西省古籍研究所特约编审，在保护西安城墙，新城明秦王府上出力甚巨。他和我都是西安市文史馆馆员，曾一起出外考察采风。 　　在这里住过的专家大腕太多，拉出个名单足有一二百名，仅仅介绍以上几位，就够让人振聋发聩而惊叹不已了。
　　我2019年、2020年连续编了两本书《名人眼中的碑林》和《名人看未央》就选编了武伯纶、何正璜、王翰章这三位大家的文章。
　　著名书法家寇遐就住在柏树林。寇遐（1884—1953），陕西蒲城人。1906年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民主革命活动，陕西学生运动的领袖。1911年西安光复后任陕西临时议会副议长、国会众议院议员。1931年杨虎城主持陕政时，出任省政府委员、高级顾问等职。1933年寇遐、张寒杉、党晴梵、陈尧廷等发起成立了“西京金石书画学会”，任会长。1934年创办了《秦风日报》。
　　《寇遐遗墨》序中载：寇遐先生于书法金石方面造诣颇深，尤精于汉隶和北魏书体。20世纪三四十年代，西安街头字号牌匾，多出于先生腕底。现存有西安“止园”及“人民大厦”隶书匾额，拙朴端庄，极见功力。先生行书融汉隶、魏碑、唐楷于一体，时见篆书及章草笔意。用笔方圆兼备，藏露互现，结体率真，以险求稳，拙中寓巧，平中见奇，雄健厚重中洋溢着纡徐蕴藉的书卷气息和俊逸洒脱的神韵。晚年人书俱老，炉火纯青，任意挥洒，俱成佳构，深受世人喜爱。 　　另外，西北大学副校长，留法物理学博士岳劼恒和他父亲岳少农也曾经在柏树林街住过。刘梦园女士所写《柏树林街的别墅》一文中回忆：“小时候父母忙，我寄养在柏树林街，西边一户人家……一左一右立着两个石狮子，镶着对称铁环的两扇黑木门前……进去，看到一个花园，树影婆娑，又一重门，打开才看到了迎面的中西合璧的别墅，屋檐翘起就像展翅欲飞的小鸟，两边是一明两暗的平房，中间是一个小花坛，穿过别墅客厅里屋有一个后花园，繁花朵朵，树木荫翳，小鸟枝上穿梭啁啾，内楼梯上二楼长阳台面向西正对后花园，视野开阔，别有一番天地，要到后花园得经过四道门。”
　　抗日战争时，西北大学迁到汉中，岳劼恒年迈的父亲岳少农也跟着来到了汉中，在汉中岳少农娶了一位叫苗惜余的丫鬟为续弦夫人，抗战胜利岳少农带着续弦夫人回到西安柏树林的家。刘梦园把岳少农夫人苗惜余叫姨婆，她在文中写道：“庭院深深，如诗如画，闹中取静，喜出望外，真是：家园未毁又添新妇，喜上眉梢。”留下了一段感人而有趣的故事。 　　三、四颗夜明珠之谜
　　在柏树林街上流传有这么一件趣事，说1964年时，住在柏树林的一位姓吴的人在家中发现了价值连城的四颗夜明珠，传说一颗就值6亿元。而这四颗夜明珠竟曾是慈禧太后凤冠上镶嵌的九颗夜明珠中的四颗，如此爆炸性新闻，这么多年至今却不为人知。还说据李映发《文史拾趣》文中所载。什么发现夜明珠的这家人，夫妻都是化工厂的工人。有一次搞清洁卫生，小孩子把一个肮脏油黑的小枕头拆开准备清洗，发现里面有一个红布包，揭开红布又是一层黄布。一层油纸，油纸里面一层绵纸，包着四颗龙眼大、晶莹闪亮的夜明珠。
　　他们把这无价之宝献给国家，经过考古学家鉴定证明这是遗失了多年的慈禧太后凤冠上的那四颗夜明珠。如此有鼻子有眼，还引出一件传奇故事。
　　1900年6月，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吓破了胆的慈禧太后一心想着如何哀求侵略者退出北京，于是从自己戴的凤冠上取了四颗夜明珠，打算让正在负责与外国人交涉退兵的李鸿章送给对方以乞求达成投降协议。但他当时大太监李莲英不在身旁，她叫一个姓王的宫女送往西门宾馆，交与李鸿章派来的人。当时这个宫女才17岁，慈禧太后告诫她一路要小心，如有丢失定教脑袋落地。可这个宫女见宝起意，并巧妙地摆脱护卫的人，把夜明珠藏入了民间。 　　原来当年的王姓宫女，逃回了老家西安，但西安亲人已不在。数十年过去到解放后，80岁的王宫女，举目无亲且病患加身的老人，实在无法生活下去，正好遇到善良的吴某夫妇，收留了这位无依无靠的老人，这么多年一直待她如同亲娘一般。因之老人临终前将这个小枕头送给吴某，说为了报答其恩情。但还未说明个中秘密就咽气了。小枕头里面藏的是啥，谁也不知道。
　　珠宝找到了，他们夫妇决定把这无价之宝献给国家，经过考古学家鉴定证明这是遗失了多年的慈禧太后凤冠上的那四颗夜明珠。国家按当时的政策收购，应该给吴师傅10万元人民币。老吴夫妇硬是不要，愿意无偿地献给国家。经向有关部门请示，最后奖励给老吴夫妇1000元。
　　还有一说是，正好郭沫若先生当时在西安，经其看后，确认是慈禧太后凤冠上的夜明珠，当即收归国有。给了吴某15万元补偿。而吴某家不愿意接受，表示免费送给政府，最后政府奖励其1000元。
　　当我在网上偶尔搜到这条消息时，有点半信半疑，为确定一下是否真实，就反复在网上搜寻，发现上百篇文章都有这件传说。 　　我还查知《文史拾趣》作者李映发，是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也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明清史、中国科学技术史、港澳台问题研究，他还著有《智慧灵光——中国古代科技纵横谈》《成都通史》等，如果是他写《文史拾趣》路子不对！拾趣而已，也可能是假借伪托他的名字而写。如此量级的国宝文物，有关志书上为什么都没记载，也没有具体收藏的博物馆名字？于是，又请教陕西文博界几位朋友，有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员蔡昌林等。最后朋友们认为基本上是胡编的一段传说，我之所以把这件事仍写进柏树林一文中，以见证我在挖掘西安历史上所走的弯路，也庆幸我一直抱着怀疑的眼光，去审视所见的一切。
　　于是，我把这一章名字叫成“四颗夜明珠之谜”。就是因中国历史上三大未解之谜中，就有慈禧太后口中所含的夜明珠下落之谜，而慈禧太后凤冠上的那四颗夜明珠也成了谜。为了让人们留个心眼，不敢全靠在网上查阅的资料当真，网上也可能有错误，而百度在这个条目又有一句话说：“根据叙述手法推测，以上说法应为解放后文化产物。”这句话潜台词就是在告诉你这件事有编故事的“文化产物”之嫌疑。 　　四、柏树林街今昔变迁
　　曾经从事西安档案、史志工作20余年，任职于西安市文联我的同事的王民权先生告诉我，民国时，柏树林还差点改名为“景翼街”。胡景翼是陕西富平人，著名爱国将领，曾先后任陕西靖国军右翼军总司令、第四路军司令和总指挥，1924年10月与冯玉祥、孙岳联合发动“北京政变”。1925年，34岁的胡景翼病逝，后被追赠为陆军上将。20世纪40年代，曾有议员提议将端履门到柏树林至南城墙一段定名为“胡景翼街”，并将街南城墙上的便门命名为“景翼门”。不过，这个提案最终没有通过，原因是，民国政府认为端履门、柏树林街道北对新城，对未来西安市公共建筑的布置来说很重要，并将竹笆市到德福巷合并称为“胡景翼路”。
　　有街中老居民回忆：曾经的柏树林街北头路西的35号院，是座大宅院，大红门，门首左右有石狮子镇宅，四进式四合院，院宅深长，后院墙外就是文庙。
　　街北头路西还有几座大宅院。头道院内有照壁，有水井，井水不太苦涩，尚可入口，这就不用买水吃。16号院和17号院也各有一口水井，口感淡而微甜，虽比西安西门大井和甜水井街的水差一些，但能如此，也算烧高香了。 　　再有，大宅院中头道院住的从军队中退役的李家老先生，在东大街北柳巷口开办有黄金寄卖所。二道院住的朱家是河北省人，在北大街通济坊开办有印刷店。三道院房屋建筑则很讲究，尤其是院子中的上房，高而宽大畅亮，门窗做工精良，槅扇门雕刻有花纹图案，窗槅扇条木槅断美观漂亮。而厢房、厦房的门窗就显一般化了。四道院住的刘家曾在东大街西北大旅社对面开有西药店。当然这些老宅院早已在城市的变迁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1966年，柏树林和端履门曾改名为永红路，柏树林被称为永红路南段。1972年恢复原名。
　　西安市殡仪馆，也曾在柏树林街的东边。“文革”时，殡仪馆旁还有一个机床厂，街道的南头还有一个造纸厂，后来，这些机构陆续都搬走了。柏树林有个曙光幼儿园很有名，园长韩润莲获过陕西省“三八红旗手”。 　　柏树林街北段36号是赵家，是椿女的姑父家，20世纪60年代前后经常会看到梳着大辫子，穿黑布衫的椿女，坐在赵家大门口石头上吸卷烟、看街景。他爸李万有对这一带临街店铺的老板们说：“我娃要吃啥，你尽管给拿，把账记下，问我要钱。”椿女之傻，一说小时候吃药吃的后遗症，一说被开水烫伤了，把娃吓傻了。椿女时而清楚，时而糊涂。清醒时能自己去店买烟，知道买那种牌子的卷烟，还能反击围追她的小娃，嘴里还满是顺口溜、俏皮话。糊涂时就瓜实了，啥也弄不清，变得邋里邋遢，脏不兮兮的，涎水鼻涕的抹一脸，连裤子掉了都不提，甚至敞胸露怀……
　　柏树林街道办的工作地点就在端履门大街西边的东柳巷，随着城市的发展，曾经并不算窄的柏树林在人们眼中变得又窄又小，街道只有4米宽，仅够两辆汽车擦肩而过，车流量稍微一大，就会堵车，所以，大家便给柏树林起了一个形象的名字——“盲肠街”。 　　虽然汽车道窄，但柏树林的人行道一直很宽，利用这一特点，20世纪90年代，柏树林街形成了热闹异常的夜市，我就曾跟画家侯声凯在路边摊吃过烤羊肉串，喝过啤酒。当然也经常和侯声凯、商子雍、李庚年等去柏树林中段一家商南茶楼聚会，门口还竖挂了一块招牌，上书“商南土菜馆”几个字，商南茶楼餐厅包间还挂有李庚年、张正等人的画作。侯声凯兄是我最能说到一起，三观一致的知心朋友，他常参加我任会长的西安市诗书画研究会组织的笔会，一起去过大连、无锡、苏州及海南岛。他家住文艺路陕西省人艺家属院，夫人是著名话剧演员王英。当年我们经常相约在这一带见面闲谝，经常步行进文昌门，一路穿行柏树林、端履门到东大街，才分手。
　　20世纪80年代以后，柏树林街道两边逐渐改造成了门面房。进入21世纪后，柏树林街经历了几次拓宽和改造，逐渐形成今天的面貌。现在，柏树林街道仍然保持着宽阔的人行道，街道两边商铺林立，鲜花店、广告店、婚纱影楼。柏树林街上最多的就是各种卖古玩字画，有摆摊、有独立店铺，还有剪纸、木版年画、折扇什么的手工艺品，各式各样的小玩意给人一种新奇感。 　　最漂亮的是柏树林中段有一座富丽堂皇三层楼的仿古建筑的文昌门古玩城。文昌门古玩城是西安首家文化综合体——玺韵珠宝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西安市文昌门柏树林大街的地标性建筑，其规模和档次在区域内首屈一指。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以文化为主导的综合商业体，整合提升了该地区的文化资源。文昌门古玩城经营品种齐全，瓷器、玉器、书画、文玩、佛教用品等应有尽有，是西安市最专业、最集中的古玩市场。文昌门古玩城与全国多家著名古玩城及国家文物总局下设的收藏家协会、全国工商联下设的古玩业商会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可谓声名显赫。 　　还有几家小书店，我记得2006年一次路过一家名博文的书店，门面不大，招牌简单。稀罕的是书店门口不远处有一摆摊卖旧书杂志的，我随手在一堆旧杂志里翻拣了一下，竟发现一本1983年的《长安》杂志，刊登我一篇文章，一问才两块钱，忙买下，其实这期《长安》我收藏有，再买一本多个备份。
　　这条街最新的亮点是，柏树林大街10号青曲社茶楼成为陕派相声青曲社的演出主阵地。青曲社成立于2007年，由于苗阜和王声表演的相声连续登上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和元宵晚会，将陕派相声成功推向全国，而轰动一时。
　　今天的柏树林已经成了独具特色的商业街。不过，今天这一带早已没有了柏树成林的景观，唯有一株株国槐陪伴着这条老街。

责任编辑：韩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