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与《清华园日记》4志业之忧：在漩涡里抬起头的追梦者
2024-06-16 ｜ 来源：本网
作者：杨天舒
1934年春季，季羡林到了毕业季。3月27日，他完成了学位论文《论荷尔德林早期的诗》的写作。这一学期，他的日记中没有购书记录，满是毕业季的忙乱与怅惘。生活中充满了各种考试和论文，除了“苦坐”“头疼”“考题非常讨厌”等等，就是“心里空空的”“心里颇有落寞之感”。6月11日，季羡林考完最后一门课philology[语言学]之后，大学的学习就此画上句号，没有预想的痛快与兴奋，“除了心里有点空虚以外，什么感觉也没有”。考取清华大学时那个意气风发、眼高于顶的少年才俊，已恍如隔世。4年倏忽而过，季羡林仿佛转眼间成了前途未卜、四处寻找出路的青年。
情绪的低落也带来人际关系的紧张，这一时期季羡林常在日记中表达自己的孤独和对朋友的失望：“我认识了什么叫朋友！……我为什么不被人家看得起呢？”季羡林对昔日朋友们的抱怨，主要来自人生志业没有着落的焦虑和失落。因为那时候，大学生虽是凤毛麟角，但社会上相对应的职位也是一样稀少。到了毕业季，大学4年的同学们马上就要各奔前程，大家各自面临升学或就业的压力，只能“各显神通”地寻求门路，有时潜在的互相比较、竞争也在所难免，这给彼此都带来一定的压力。
季羡林后来回忆说：“当时流行着一个词儿，叫‘饭碗问题’，还流行着一句话，是‘毕业即失业’。除了极少数高官显宦、富商大贾的子女以外，谁都会碰到这个性命交关的问题。我从三年级开始就为此伤脑筋。我面临着承担家庭主要经济负担的重任。但是，我吹拍乏术，奔走无门。夜深人静之时，自己脑袋里好像是开了锅，然而结果却是一筹莫展。”（季羡林：《我的心是一面镜子》）
毕业在即，季羡林的叔父又刚好失业。他6岁过继给叔父家，由叔父和婶母抚养长大，供他读大学，并负担他妻儿的生活。现在这一切的经济压力，都要落到季羡林肩上。此前，季羡林曾有过在清华研究院继续深造的想法，觉得“想从事的事业”，“现在才开头，倘离开北平，就不容易继续下去”。但是，由于家庭经济陷入困顿，婶母不断催促他尽早工作，季羡林最终暂时放弃了继续深造的念头，应邀回到母校济南省立高中，担任一名国文教师。
季羡林在济南省立高中拿到每月160元的高薪，负担一家人的生活还绰绰有余。但这舒适的小康生活，始终不能让他的心灵获得安顿之感。一年后，清华大学启动了一项与德国的研究生交换计划。这次交换计划，德方只为中国留学生提供每月120马克的费用，当时官费留学生一般是每月800马克，所以这个项目的条件并不算理想。但是季羡林没有犹豫，立刻写了申请。
1935年8月，24岁的季羡林回到清华办理赴德留学手续，在工字厅租了一个床位。同屋一位已毕业并任保险公司总经理的学长，再三劝说他到德国后就学保险专业——留学时间短、回国谋职快、经济回报高，可以早日捧到一只“金饭碗”。这对靠全家举债筹资才得以出国读书的季羡林来说，确实是相当有诱惑力的选择。
但是，季羡林后来坦言，自己当时虽然尚未确定专业，却一向对做官、经商都无兴趣，对发财亦无追求。如果选择老学长推荐的这只“金饭碗”，只能说是谋求了一个职业，却与自己大学时期对语言的研究兴趣完全相违背。于是，毕业时心里就憋着一股子劲儿的季羡林，自比西天取经的玄奘法师，带着“万里投荒第二人”的心境踏上留学之路，决定遵从内心的渴望，追寻自己真正爱好的终身志业。
季羡林说，重读过去的日记，“不但可以在里面找到以前的我的真面目，而且也可以发现我之所以成了现在的我的原因”。在清华大学读书期间，季羡林有一次和好友李长之谈心，谈到文学、哲学，又谈到王国维先生的刻苦励学。李长之说：“一个大学者的成就并不怎样神奇，其实平淡得很，只是一步步走上去的。”这句话给年轻的季羡林很大震动，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这是颇有意义的一天。”也许，季羡林一生的治学之路，正是践行了李长之这句话。一个大学者的诞生，并不是什么惊才绝艳的传奇，而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平平淡淡的学术坚守。
作者简介
杨天舒，女，1976年生，博士，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情绪的低落也带来人际关系的紧张，这一时期季羡林常在日记中表达自己的孤独和对朋友的失望：“我认识了什么叫朋友！……我为什么不被人家看得起呢？”季羡林对昔日朋友们的抱怨，主要来自人生志业没有着落的焦虑和失落。因为那时候，大学生虽是凤毛麟角，但社会上相对应的职位也是一样稀少。到了毕业季，大学4年的同学们马上就要各奔前程，大家各自面临升学或就业的压力，只能“各显神通”地寻求门路，有时潜在的互相比较、竞争也在所难免，这给彼此都带来一定的压力。
季羡林后来回忆说：“当时流行着一个词儿，叫‘饭碗问题’，还流行着一句话，是‘毕业即失业’。除了极少数高官显宦、富商大贾的子女以外，谁都会碰到这个性命交关的问题。我从三年级开始就为此伤脑筋。我面临着承担家庭主要经济负担的重任。但是，我吹拍乏术，奔走无门。夜深人静之时，自己脑袋里好像是开了锅，然而结果却是一筹莫展。”（季羡林：《我的心是一面镜子》）
毕业在即，季羡林的叔父又刚好失业。他6岁过继给叔父家，由叔父和婶母抚养长大，供他读大学，并负担他妻儿的生活。现在这一切的经济压力，都要落到季羡林肩上。此前，季羡林曾有过在清华研究院继续深造的想法，觉得“想从事的事业”，“现在才开头，倘离开北平，就不容易继续下去”。但是，由于家庭经济陷入困顿，婶母不断催促他尽早工作，季羡林最终暂时放弃了继续深造的念头，应邀回到母校济南省立高中，担任一名国文教师。
季羡林在济南省立高中拿到每月160元的高薪，负担一家人的生活还绰绰有余。但这舒适的小康生活，始终不能让他的心灵获得安顿之感。一年后，清华大学启动了一项与德国的研究生交换计划。这次交换计划，德方只为中国留学生提供每月120马克的费用，当时官费留学生一般是每月800马克，所以这个项目的条件并不算理想。但是季羡林没有犹豫，立刻写了申请。
1935年8月，24岁的季羡林回到清华办理赴德留学手续，在工字厅租了一个床位。同屋一位已毕业并任保险公司总经理的学长，再三劝说他到德国后就学保险专业——留学时间短、回国谋职快、经济回报高，可以早日捧到一只“金饭碗”。这对靠全家举债筹资才得以出国读书的季羡林来说，确实是相当有诱惑力的选择。
但是，季羡林后来坦言，自己当时虽然尚未确定专业，却一向对做官、经商都无兴趣，对发财亦无追求。如果选择老学长推荐的这只“金饭碗”，只能说是谋求了一个职业，却与自己大学时期对语言的研究兴趣完全相违背。于是，毕业时心里就憋着一股子劲儿的季羡林，自比西天取经的玄奘法师，带着“万里投荒第二人”的心境踏上留学之路，决定遵从内心的渴望，追寻自己真正爱好的终身志业。
季羡林说，重读过去的日记，“不但可以在里面找到以前的我的真面目，而且也可以发现我之所以成了现在的我的原因”。在清华大学读书期间，季羡林有一次和好友李长之谈心，谈到文学、哲学，又谈到王国维先生的刻苦励学。李长之说：“一个大学者的成就并不怎样神奇，其实平淡得很，只是一步步走上去的。”这句话给年轻的季羡林很大震动，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这是颇有意义的一天。”也许，季羡林一生的治学之路，正是践行了李长之这句话。一个大学者的诞生，并不是什么惊才绝艳的传奇，而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平平淡淡的学术坚守。
杨天舒，女，1976年生，博士，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责任编辑：韩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