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与《清华园日记》1学业之苦
2024-06-15 ｜ 来源：本网
作者：杨天舒
又到了一年毕业季。1934年春夏之季，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季羡林也面临着本科毕业的诸多问题。论文写作、人际关系、求职深造……《清华园日记》真实地记录了他1932—1934年间在清华大学三年级、四年级的读书学习经历，其中既有迷茫和忧虑，也有坚守与无畏。隔着90多年的光阴，回望青年季羡林的读书生活和志业追求，仍可为今日之青年提供激励与启示。
季羡林先生不但通英文、德文、俄文、法文，也研究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在语言学、文学、佛学、史学等多方面都有卓越的学术贡献，堪称东方学泰斗。《清华园日记》是他1932—1934年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光的真实记录。从他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在繁重的课业压力下，虽然也会吐槽老师、抱怨考试，但仍然努力上课、认真备考，思维活跃、严格自律的大学生形象。
青年季羡林对于读书生活的热爱，对于学术志业的向往，非常触动人心。难怪90多岁的季羡林重读日记，都会忍不住喜欢上了70年前的那个自己——痴迷读书、率真坦诚、心气高傲的毛头小伙子，即使在迷茫与失望中，也会告诉自己，“在漩涡里抬起头来，没有失望，没有悲观，只有干！干！”
学业之苦：“干”的锐气与“放”的勇气
1930年，季羡林从山东省立济南高中毕业，与全国数千考生一起来到北平投考大学，最终进入清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清华大学1926年设立西洋文学系，1928年改为外国语文学系，季羡林在日记仍沿用西洋文学系的名称。）
季羡林告别了来投考时居住的满是蚊子臭虫的小公寓，在以水木著称的美丽的清华园，开始了大学生活：“清华园这个名称本身就充满了诗意。每当严冬初过，春的信息，在清华园要比别的地方来得早，阳光似乎比别的地方多……过不了多久，满园就开满了繁花，形成了花山、花海。再一转眼，就听到满园蝉声，荷香飘溢。等到蝉声消逝，荷花凋零，红叶又代替了红花……待到红叶落尽，白雪渐飘，满园就成了银装玉塑……我们就盼望春天的来临了。”（季羡林：《清华颂》）
光阴静静流淌，四季轮回更替。季羡林的《清华园日记》开始于1932年8月，这时他已经在清华园度过了两年时光。忙碌的新学期很快开始，他在9月12日的日记中，记述了选课的情况：“早晨就跑到二院。先缴费……后注册，再选课。我选的是三年德文、二年法文、文艺复兴、中世纪、莎士比亚、现代文学、近代戏曲、西洋小说，40学分。我还想旁听Ecke的Greek[希腊文]和杨丙辰的Faust[浮士德]。今年一定要大忙一气的。”
从季羡林的选课情况，大致可以看出外国语文学系的专业课程体系严整、内容丰富。各门课程讲授的过程中，各种报告、讨论、考试、论文频繁，主干课程是全英文授课，学业压力很大，稍有懈怠就可能跟不上。例如，英籍教授吴可读（Pollard Urquert）的当代长篇小说课程，内容包括当时出版还不太久的两部世界文学名著《尤里西斯》和《追忆逝水年华》。这两部作品都比较晦涩难解，季羡林阅读原著就花费了相当长的时间，课堂上也听得云里雾里。这位教师在课堂上全英文讲授，学生们跟着记笔记。他语速又快，季羡林经常在日记中忍不住吐槽：“说得倍儿快，心稍纵即听不清楚”，有时上午连上两节吴可读的课，甚至忍不住大呼“真正要命已极”。
日记中像这样对繁重的课业和考试的吐槽，还有很多。有的课程内容过多，抄笔记“把手都抄痛了”；有时一天连着上课，坐得屁股都痛；有时要花很多时间预备功课，觉得“真是天下第一大痛苦事”；有时临时得知有课程考试，赶紧准备功课，“拼命看——头也晕，眼也痛，但也得看，不然看不完”；到了期末连续考试，更是“头痛身疲，如乘三日火车”；偶尔也会忍不住发泄一下情绪：“这些混蛋教授，不但不知道自己泄气，还整天考，不是你考，就是我考……”
当然，抱怨和吐槽只是青年学生疏解心理压力的一种方式。季羡林对专业学习其实是毫不懈怠的，很多时候即使熬夜也要完成既定的学习计划：“我本预定看Sons&Lovers[《儿子与情人》]到一百四十页，看到一百三十页时，施、武二君来谈，直至十一点始走，我决定非看完不行。……终于看完了，而且还多看了几页。然而眼苦矣。睡。”年轻人渴睡，经常性的熬夜学习当然会觉得辛苦，但繁重的课业压力并没有消磨季羡林的求知热情。除了正式选修的40学分的课程，他还选择性地旁听其他感兴趣的课程，如饥似渴地汲取各种知识：“晚上旁听杨先生讲Faust[浮士德]。这次讲的是民间传说的Faust的历史演进。关于这个题目，我曾经译过一篇Francke的东西，然而同杨先生讲的一比，差远了。……今晚讲的材料极多而极好。”
除了这些专业课程，作为外国语文学系的学生，季羡林还要兼顾多门外语的学习。当时西洋语言文学分英文、德文和法文3个专修方向，规定学生选修某种语言从一年级一直到四年级，即为某种专修方向。季羡林选择的是德文方向，但他同时坚持选修法文课程，也达到了一定程度。
多门零起点外语学习要想齐头并进，压力是可想而知的。于是，“非加油不行”成了他日记中随处可见的自我激励格言：“早晨上法文。练习做得太坏，非加油不行”；“过午读Keller[凯勒]。生字太多，非加油不行”；“德文非加油不行。最近我因为有种种的感触，先想到加油德文，又法文，又英文——都得加油了……总而言之，三者都加油，同时也还想学Greek[希腊文]。”这一年，季羡林在主修德文、法文、英文的同时，还选择了旁听希腊文与俄文。
他一直有学习希腊文的愿望，认为“希腊文学是人的文学，非学希腊文不行”。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有了内在动力，在繁忙的课业压力之下，季羡林希腊文的学习居然也坚持了下来。
相比之下，俄文的学习就不那么顺利。9月16日他第一次旁听俄文，发现教授只把字母念了2遍，就写出字来叫学生念，字写得又不大清楚，弄得初学者一片茫然。几天之后，季羡林仍旧为俄文学习而苦恼不堪：“早晨只上了一班法文，大部分时间都用在读俄文上。俄文的确真难，兼之没有课本，陈作福字又写得倍儿不清楚，弄得头晕脑浑，仍弄不清楚。过午上俄文，大瞪其眼。”就这样，旁听了几次零起点俄文课之后，他既跟不上老师的教学方法，又觉占用了太多时间，实在不堪重负。经过认真考虑，季羡林决定暂时放弃俄文学习：“今年课特别重，再加上俄文实在干不了，马马虎虎地干也没意思。”
年轻学子对知识总有广泛的兴趣和无限的好奇。不过，在时间和精力都有限的情况下，如何避免过度内卷，降低效率，也是需要直面的问题。年轻的季羡林，无论是坚持旁听浮士德和希腊文两门课程，还是暂时放弃对零起点俄文的学习，都有自己严谨的考量和判断。正所谓贪多嚼不烂，他既有“干”的锐气，也有“放”的勇气，可谓是一种取舍的智慧。
作者简介
杨天舒，女，1976年生，博士，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季羡林先生不但通英文、德文、俄文、法文，也研究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在语言学、文学、佛学、史学等多方面都有卓越的学术贡献，堪称东方学泰斗。《清华园日记》是他1932—1934年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光的真实记录。从他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在繁重的课业压力下，虽然也会吐槽老师、抱怨考试，但仍然努力上课、认真备考，思维活跃、严格自律的大学生形象。
青年季羡林对于读书生活的热爱，对于学术志业的向往，非常触动人心。难怪90多岁的季羡林重读日记，都会忍不住喜欢上了70年前的那个自己——痴迷读书、率真坦诚、心气高傲的毛头小伙子，即使在迷茫与失望中，也会告诉自己，“在漩涡里抬起头来，没有失望，没有悲观，只有干！干！”
学业之苦：“干”的锐气与“放”的勇气
1930年，季羡林从山东省立济南高中毕业，与全国数千考生一起来到北平投考大学，最终进入清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清华大学1926年设立西洋文学系，1928年改为外国语文学系，季羡林在日记仍沿用西洋文学系的名称。）
季羡林告别了来投考时居住的满是蚊子臭虫的小公寓，在以水木著称的美丽的清华园，开始了大学生活：“清华园这个名称本身就充满了诗意。每当严冬初过，春的信息，在清华园要比别的地方来得早，阳光似乎比别的地方多……过不了多久，满园就开满了繁花，形成了花山、花海。再一转眼，就听到满园蝉声，荷香飘溢。等到蝉声消逝，荷花凋零，红叶又代替了红花……待到红叶落尽，白雪渐飘，满园就成了银装玉塑……我们就盼望春天的来临了。”（季羡林：《清华颂》）
光阴静静流淌，四季轮回更替。季羡林的《清华园日记》开始于1932年8月，这时他已经在清华园度过了两年时光。忙碌的新学期很快开始，他在9月12日的日记中，记述了选课的情况：“早晨就跑到二院。先缴费……后注册，再选课。我选的是三年德文、二年法文、文艺复兴、中世纪、莎士比亚、现代文学、近代戏曲、西洋小说，40学分。我还想旁听Ecke的Greek[希腊文]和杨丙辰的Faust[浮士德]。今年一定要大忙一气的。”
从季羡林的选课情况，大致可以看出外国语文学系的专业课程体系严整、内容丰富。各门课程讲授的过程中，各种报告、讨论、考试、论文频繁，主干课程是全英文授课，学业压力很大，稍有懈怠就可能跟不上。例如，英籍教授吴可读（Pollard Urquert）的当代长篇小说课程，内容包括当时出版还不太久的两部世界文学名著《尤里西斯》和《追忆逝水年华》。这两部作品都比较晦涩难解，季羡林阅读原著就花费了相当长的时间，课堂上也听得云里雾里。这位教师在课堂上全英文讲授，学生们跟着记笔记。他语速又快，季羡林经常在日记中忍不住吐槽：“说得倍儿快，心稍纵即听不清楚”，有时上午连上两节吴可读的课，甚至忍不住大呼“真正要命已极”。
日记中像这样对繁重的课业和考试的吐槽，还有很多。有的课程内容过多，抄笔记“把手都抄痛了”；有时一天连着上课，坐得屁股都痛；有时要花很多时间预备功课，觉得“真是天下第一大痛苦事”；有时临时得知有课程考试，赶紧准备功课，“拼命看——头也晕，眼也痛，但也得看，不然看不完”；到了期末连续考试，更是“头痛身疲，如乘三日火车”；偶尔也会忍不住发泄一下情绪：“这些混蛋教授，不但不知道自己泄气，还整天考，不是你考，就是我考……”
当然，抱怨和吐槽只是青年学生疏解心理压力的一种方式。季羡林对专业学习其实是毫不懈怠的，很多时候即使熬夜也要完成既定的学习计划：“我本预定看Sons&Lovers[《儿子与情人》]到一百四十页，看到一百三十页时，施、武二君来谈，直至十一点始走，我决定非看完不行。……终于看完了，而且还多看了几页。然而眼苦矣。睡。”年轻人渴睡，经常性的熬夜学习当然会觉得辛苦，但繁重的课业压力并没有消磨季羡林的求知热情。除了正式选修的40学分的课程，他还选择性地旁听其他感兴趣的课程，如饥似渴地汲取各种知识：“晚上旁听杨先生讲Faust[浮士德]。这次讲的是民间传说的Faust的历史演进。关于这个题目，我曾经译过一篇Francke的东西，然而同杨先生讲的一比，差远了。……今晚讲的材料极多而极好。”
除了这些专业课程，作为外国语文学系的学生，季羡林还要兼顾多门外语的学习。当时西洋语言文学分英文、德文和法文3个专修方向，规定学生选修某种语言从一年级一直到四年级，即为某种专修方向。季羡林选择的是德文方向，但他同时坚持选修法文课程，也达到了一定程度。
多门零起点外语学习要想齐头并进，压力是可想而知的。于是，“非加油不行”成了他日记中随处可见的自我激励格言：“早晨上法文。练习做得太坏，非加油不行”；“过午读Keller[凯勒]。生字太多，非加油不行”；“德文非加油不行。最近我因为有种种的感触，先想到加油德文，又法文，又英文——都得加油了……总而言之，三者都加油，同时也还想学Greek[希腊文]。”这一年，季羡林在主修德文、法文、英文的同时，还选择了旁听希腊文与俄文。
他一直有学习希腊文的愿望，认为“希腊文学是人的文学，非学希腊文不行”。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有了内在动力，在繁忙的课业压力之下，季羡林希腊文的学习居然也坚持了下来。
相比之下，俄文的学习就不那么顺利。9月16日他第一次旁听俄文，发现教授只把字母念了2遍，就写出字来叫学生念，字写得又不大清楚，弄得初学者一片茫然。几天之后，季羡林仍旧为俄文学习而苦恼不堪：“早晨只上了一班法文，大部分时间都用在读俄文上。俄文的确真难，兼之没有课本，陈作福字又写得倍儿不清楚，弄得头晕脑浑，仍弄不清楚。过午上俄文，大瞪其眼。”就这样，旁听了几次零起点俄文课之后，他既跟不上老师的教学方法，又觉占用了太多时间，实在不堪重负。经过认真考虑，季羡林决定暂时放弃俄文学习：“今年课特别重，再加上俄文实在干不了，马马虎虎地干也没意思。”
年轻学子对知识总有广泛的兴趣和无限的好奇。不过，在时间和精力都有限的情况下，如何避免过度内卷，降低效率，也是需要直面的问题。年轻的季羡林，无论是坚持旁听浮士德和希腊文两门课程，还是暂时放弃对零起点俄文的学习，都有自己严谨的考量和判断。正所谓贪多嚼不烂，他既有“干”的锐气，也有“放”的勇气，可谓是一种取舍的智慧。
杨天舒，女，1976年生，博士，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责任编辑：韩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