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场长”母亲——南宽坪镇后坡垴李（昌）东
2024-04-26 ｜ 来源：本网
作者：李东
我儿子春希好奇的问奶奶。
“能认啊！”
“你是怎么认的？”
“就那样认的。”母亲左手夹着儿女们给的生日礼金，一边抿着嘴笑，一边数着钱。壹佰、贰佰、叁佰、肆佰……右食指推不动了，她再把食指放在舌尖上舔了舔，继续数，伍佰，陆佰……
“奶奶，你到底怎么认钱的？”
“不要影响奶奶数钱，奶奶认钱有诀窍，你奶早些年当“场长”的时候就会认了。”弟弟李锋站在母亲背后笑眯眯地说。
“第一次拿钱的时候也不认得啊，然后就问你爷爷么，100、50、20、10、5块、两块、1块，这些钱是么事颜色，就这样记下了。”（根据它们颜色，大小才分辨出来的。）母亲数完手中的钱解释道。
“奶奶什么时候还当过场长？”小侄女欣怡惊讶地问到。
“这你们几个晚辈就不知道了吧！奶奶曾经有过一段辉煌的历史呢。”我在旁边说道。
穷人孩子早当家。因为家庭贫穷，母亲从小就学会了洗衣做饭，照顾弟妹，上山砍柴，下地干活，艰苦的生活锻造了她争强好胜、永不服输的性格。
九岁时有人介绍母亲和年仅八岁的父亲认识，订下了娃娃亲。父亲初中毕业后，母亲来看父亲，回家后大食堂就不给母亲饭吃了。姥姥长叹了口气对母亲说：“女子，你也大了，总要到婆家去的，那就去吧，到婆家弄不好还能混口饭吃。”就这样，姥姥给母亲一条羊，母亲拉着羊就来到了南宽坪后坡垴，和父亲结婚了。
父亲在兄弟四个里最小，成家后不久弟兄们就分了家。因父亲从小念书，农活基本不咋会干。分家后父亲急得哭了，说啥都不会，以后咋办？母亲安慰父亲道，家里有她，不要害怕。母亲给父亲说人家种啥咱种啥，有啥不会的，父亲心里的石头落下地。
父亲十八岁的时候，大队聘请老师，父亲被推荐当了民办教师，从此，家庭的重担就落在了母亲一个人身上。家务一人干，孩子一人带，农活一担挑。累了擦擦汗，苦了抹抹泪。婚后一年多，母亲有了第一个姑娘。听母亲说这个姐聪明伶俐，没满一岁，就知道客人来了拍板凳让客人坐，给母亲拿鞋，给父亲递烟。一岁多点的时候，因为出水痘发高烧夭折了。母亲伤心了很久。用她的话说就是，眼泪都流干了，伤心死了。一九六四年腊月，第二个姑娘降临了，母亲才慢慢从失女的痛苦中走出来。从头个姑娘没有之后，母亲对我们后来的姊妹几个都疼爱有加，把最好的都给我们。但母亲爱是有原则的，她说“一颗米要煮熟吃”，所以对我们还是很严厉的。在重男轻女的年代里，母亲连着生了四个姑娘，这是被人看不起的。在生第四个姑娘后，想换个儿子，给四姑娘取了个小名叫小焕，就是换一换的意思。为此，母亲还四处求神拜佛，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个儿子出生了，那就是我。因为我在姊妹里排行最小，所以哥姐从小就叫我“小弟子”。
有一天母亲问我，给我生一个老弟要不要，我说不要。随后父亲也给我做工作，说我弟兄一人太少了，还得要个伴，长大有事好商量。就这样，一九七七年，计划生育刚开始的时候，弟弟出生了，我的“小弟子”名字也就不保了。到我快七岁要上学的时候，还没有名字。在一个冬天的晚上，大家围着火炉给我弟兄俩起名字。父亲用伟人的名字“东”和“锋”作为我弟兄俩的名字，这其中寄托着父母对我兄弟二人的希望吧。
虽说父亲当教师，有工资，但是民办教师，工资低，家里人又多，经济也就十分拮据了。于是，每到宽坪街道二五八逢场（逢集）的时候，母亲就把地里种的葱蒜辣子韭菜萝卜白菜等洗干净，一把把捆好，背到街上去卖，回家再买些煤油、洋火、肥皂、洗衣粉、盐之类的生活必需品。赶场的时候，母亲就用生发油把头发抹得光光的，脸上雪花膏抹得匀匀的，衣服穿得整整齐齐的，布鞋边子擦得白亮亮的，再背上洗得干干净净、扎的整整齐齐的葱蒜啥的，早早去赶场。
中午区政府大喇叭广播的时候，母亲就会和赶场的人们一起，三三两两，有说有笑地往回走。每次母亲去赶场之前都要交代弟弟，要他坐在门凳上好好看门，用母亲的话说“要是我回来没看到你在门上，小心你的皮痒痒”。弟弟比较顽皮，每次玩到广播响的时候，才从外边往回走，以免母亲回来看不到他而挨打。弟弟也有玩忘的时候，为此他还是挨了不少的打。母亲不是不让弟弟出去玩，而是弟弟顽皮，怕出去惹事，也害怕出现什么意外。当我们为人父母后，才理解母亲的良苦用心。
由于母亲上街次数比较多，我们就给她起了个外号叫“场长”。这个外号是对母亲上街换零钱的肯定和默许，也是对母亲上街,而把我们饿得不行的一种反抗。殊不知，母亲养育我们一家七口人是多么不易啊。家务农活一人干，从种到收，平时锄草施肥从早忙到晚；七个人吃饭的小锅换成了大锅，小碗换成了大碗；穿衣都是老大穿了老二穿，一直穿到老五。父亲和我们都是周一到周六在校，家里基本帮不上。母亲在农闲时赶赶场，挣点小钱贴补家用，也换换心情，她和父亲一起把这个大家庭支撑下去，并过得还算不错，实属不易。母亲虽然扁担大的“一”都不识，但她在生活中懂得调节自己，懂得释放压力，这让她养成了积极向上、乐观健康的心态，母亲的性格也影响着她的儿女，让我们像母亲一样积极向上，乐观开朗。
母亲“场长”名号也不是白叫的，早期每上一次街，一天挣个一块两块，基本够我们一家子的日常开支了；后期不种地了，母亲要在平地里种药材黄姜，栽种的时候父亲曾极力反对，但过了两年，挖出来的黄姜竟卖了一万余元。父亲不埋怨母亲了，还为母亲有经济头脑而称赞她。这也是母亲一辈子值得高兴和骄傲的事情。母亲的经济意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小姐初中毕业后就学了理发，二姐学了裁缝，后来我和弟弟也开始学做生意了。
母亲青壮年时，先是吃大食堂，后来过集体生产队生活，按工分分配粮食。我们家姑娘多男娃少，而且还小，极度缺劳动力。母亲身体不太好，干一天农活，队里只给计七分工。因工分少，粮食就分得少，每年都是缺粮户。分粮时，因家里没人帮忙照看年幼的孩子，母亲只能等到邻居去领完粮食回来后，请邻居帮忙看孩子，这才摸黑急匆匆的往分粮点赶。最后去分到的粮食都是别人挑剩下的、最差的。有一次母亲背回来了一小堆玉米棒子，但是每个玉米棒子上却没有几颗米。母亲就把玉米棒用刀削了，然后再用小磨磨成浆粑煮给我们吃。这样的生活，我们过了好多年。领导看我们家没有劳力，对母亲态度也比较蛮横，吆五喝六的“吴丁霞，吴丁霞”叫着，硬硬把母亲的名字“吴大霞”叫成了吴丁霞。
母亲一辈子体弱多病，就这样还在家喂鸡喂猪养羊，经常拖着病体下地干活。每周六下午回家，只要远远见厨房炊烟袅袅，那肯定有一顿好饭等着我们。倘若大门紧闭，那大概又是母亲病了。打开堂屋门，叫一声：妈——，那便只能听到微弱的“噢”声传来。来到母亲的床边，母亲会交待，自己做饭吃，吃完饭到地里去锄草或者施肥。我们姊妹几个的心情立马好不起来了。母亲身体好的时候，一家人坐在一起吃着饭，开着玩笑，就会说切一盘“永红柿”（我们家对面山头名字）和不管什么春都是“阮迎春”之类的笑话。
每到忙季，母亲就更忙了。除了做饭洗衣，还要领着我们干农活。她教我兄弟俩几年，因为我们还小，没有学会，二姐却学会了。自此后的几年时间里，二姐在家帮着母亲分担了不少的家务。在我12岁那年，秋天忙种时节，从地里回来，因想吃口红柿子，不慎从10多米高的柿子树上摔下来，导致昏迷不醒，送医治疗。父亲和母亲在医院照看我，家里正是忙种时节，撒麦种撒化肥做饭洗衣等农活就落到了二姐和小姐身上（大姐正在上商洛卫校）。母亲和父亲二十四小时陪护着我，母亲哭干了眼泪，父亲眼窝深陷，经历了13个日夜，我从阎王爷手里逃了回来，睁开眼后第一句话我跟妈说：“我想吃面。”听到我会说话了，母亲激动地抱着我嚎啕大哭。自此事后，母亲对我越发好了，还交待几个姐姐要对我好点，什么事都让着我点。时至今日，几个姐姐还说我是捡了条命的人，总是体谅着我。
1985年左右，父亲由民办教师通过考试转为公办，工资慢慢提高了点。我上了大学，弟弟考上丹凤师范。三个姐姐出嫁，农林税也少了，母亲负担轻了一些。随着我们的年龄增长，母亲又开始操心我们弟兄俩娶媳妇的事。
我和商爱玲结婚后，1999年6月，我的大女李丛颖出生。母亲没日没夜地伺候着坐月子的儿媳妇，为了儿子一家子的幸福生活任劳任怨。我结婚的房子是租的，这也是母亲的一个心结。母亲鼓励我，让我们俩一定要好好做生意，争取早日买个自己的房子住。
母亲从小就爱美，因为家里比较穷，买不起首饰，于是就把蒜台抽出来，给我们做成项链手镯戴在脖子和手上，没有头饰就把采摘来的野花插在头上。母亲一辈子不识字，但她言传身教，教我“扫帚响，粪堆长”，让我勤扫大场（房屋门前场地），也教导我们干什么事情要勤奋努力。
母亲一辈子省吃俭用，干净整洁。小时候，我们的衣服都是从老大穿到老小，虽然衣服破旧，但补丁一定打得很整齐，很方正，衣服一定洗得干干净净才给我们穿上。因为我们是她的孩子，也因为我们的父亲是老师，不能给母亲丢面子，更不能给父亲丢面子。就算她病危时，我们帮她更换伤口的纱布后，她都要求我们一定要洗手；她上完卫生间，一定要把手放在水龙头下洗一洗。母亲爱干净的习惯，给我们树立了榜样。
母亲一生向善，一心信佛。有了信仰，母亲就有坚强的意志力去战胜病魔。正是有了这种精神力量，母亲从发现病情到最后离世，坚持了三年有余。她说一直有神保佑她，加之我们兄弟姐妹鼓励她，她在临终前头脑一直清醒，一再安慰我们不要悲伤和痛苦。母亲还一直鼓励我们，希望我们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我大字不识一个的“瞎子”母亲，对我们的爱却像大海一般宽广，像草原一样广阔，她的话语就像黑夜里的航标灯，指引着我们前行。
这就是我善良的“场长”母亲，爱美、干净、好强、善良、有信仰的母亲，倘若有下辈子，我们还继续做您的儿女，多陪伴在您的左右，让您不再寂寞，以补偿您活着的时候没有陪伴您身旁的遗憾。这辈子做您的儿女是我们的荣幸和骄傲！母亲啊，您永远是我们心里的活佛。
2024年4月8日于山阳
责任编辑：韩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