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家族修谱，我有幸参加。期间，堂弟给我说：“哥，你给大伯写一篇传记吧，如果能审定通过，就可以载入族谱。”
　　这次家族修谱，堂弟让我负责部分文字校对工作，校对过程中，我仔细阅读，字、词、句、标点符号等都仔细校对。在这个过程中，我读了一些族人的人物传记。根据读过的人物传记看，能够初步入围的人员，有的是精英，有的是大佬，有的子女成就卓越，有的是德高重等等，在光宗耀祖方面都有的值得可圈可点的方面。然而，我的父亲能让我写点啥呢？
　　我的父亲，生于民国时期，在他十四岁的时候，因为爷爷在大山深处的陡坡上开荒种火地，不慎被山上滚来飞石砸伤，不久撒手人寰。从此，留下小脚的奶奶、父亲和四岁的姑姑三人相依为命。
　　爷爷兄弟二人，爷爷为大，自爷爷死后，善良的小爷小奶，见我的父亲一家成了孤儿寡母，生存艰难，于是，就把父亲一家人接到了小爷家住。
　　小爷爷家人口多，子女五人，除了姑姑比我父亲大，其下的四个叔叔都比我父亲小，全都不是劳动力，加上我的小奶和奶奶一样，包着小脚，受小脚的束缚，俩奶奶只能做些家务，田间地头里的重活，全靠小爷一个人承担。小爷爷家生活本来就很窘迫，加上父亲一家的到来，更是雪上加霜。因此，父亲在小爷爷家没住几年，就和奶奶、姑姑一起搬离到距离小爷家有三、四里路的一户他姓老人的房山花，找几根木头，割些毛草，搭了个简陋的窝棚，这就成了家。
　　在这个家里，父亲接回了我的母亲，继而就有了我的兄弟姐妹们。
　　那时候是解放初期，过的是集体化生活，上山开荒，下地干活都是生产队长统一安排，个人只挣工分。到收粮的季节，队上按照各人工分的多少分配粮食。能分给我家的口粮，根本就不得够吃。加上父亲单门独户，身体又生得瘦小，集体分洋芋、红薯这些作物时，那些烂的、小的、别人看不上眼的也自然成了我家的货。对此，父亲没少跟人家打锤搁孽。由于父亲是单打独斗，总是把他搞得遍体鳞伤。父亲曾经几次跑回小爷那里搬救兵，想给自己撑腰打气。可是，小爷小奶一辈子是典型善良人，即使是别人欺侮他们，他们都是委曲求全，作贱自己，用他们的话说“树叶子落下来都怕打破头”。所以，父亲找小爷时，小爷总是劝自己的娃忍让些，惹不起的人就躲远点，吃亏吃不死人，吃亏是福。小爷用这样的话来教育和安慰父亲。然而，父亲在这个以他姓为主体的环境里生活，即使你好，他也不好，你善，他也不善，弱肉强食，谁都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与他，在他头上作威作福。但是，父亲不服输，也不服这口气。于是，碰到凶神恶煞了就以死相拼。几度春秋轮回，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恶人怕的是不要命的。终于，父亲把打回来的拳头给还了回去，用自己弱小的拳头子找回了尊严，找回了安身立命的自由。
　　父亲的处境让他的个性变得刚烈，他的眼晴里揉不得渣滓，他最狠那些霸强欺弱的人，遇到霸凌的事，他豁岀老命都要帮弱者讨回公平。因此，他也结了不少的冤家对头，但是，也交了不少的真心朋友。曾经在那个革命的年代，父亲是红卫兵一员，区公所的一位书记，因为工作原因批评了手下人，此人记狠于心，借革命之潮流，将这位书记绳捆锁绑，让书记跪碗碴子，“给人民谢罪”，整得书记腿上流血，头发扯落一绺一绺的。人家玩阴的，父亲心里没有曲柳拐弯的，他玩阳的。父亲知道后立马赶来，跟那帮人真刀实枪的干了起来，粉碎了阴谋，保护了书记的性命。后来书记升任政府要职，他俩一直保留着单纯兄弟情意。再后来，老书记退休回乡后，居民户口，家里又没有农副土产之类的，父亲就经常将自己种的核桃、花生、芝麻等东西准备一袋子，在过年之前，走六十里山路，给老书记驮去。老书记感动地问着父亲说：“你到底投的是啥？我欠你的太多了，这辈子是还不了你了。”父亲总是说：“就投你这人好，弟兄之间哪有什么欠不欠、还不还的事。”
　　我的哥哥当了十年的兵，退伍回乡后，正是国家人才紧缺的年代，按理说凭父亲跟老书记的关系，一言半语都可以成就哥哥的前途大事，可父亲说那是让老书记违规犯错误的事，不能给人家添乱，哥哥从农一生。我读书时曾考上了县重点中学，成绩也不算差，父亲对我抱有极高的希望。但是，希望越高，让父亲失望越大。我没能给父亲争回那口气，我总在临门一脚定乾坤的时候败下场来。父亲把我也是当哥哥一样对待，没有动用他一丝半毛的人际关系。当时，父亲见我整日萎靡不振，他没有责备我，而是自责地安慰我说：“那是父母的造化不到，也是我的命浅簿。”
　　我们家住在偏远的农村，经济条件很差。艺能防身，父亲可以算是一位泥水匠。农闲之余，常有人找他干这活。他就找几个人一起干，并且还把我领着一起，挣点钱补贴家用。那时候，活少得很，想跟他干活的人却很多。可是，他专门挑那些家庭条件差、经济负担重的可怜娃跟他干。每一家只要活干结束，父亲从不扣掐别人，工满钱清。有工人提议要父亲从工费款中给自己抽点劳心费，父亲说：“挣的那点渣渣钱，都是自己用力气换的，不能搞那丧德事。”虽然，人们跟父亲挣的都是点渣渣钱，但是，也能解燃眉之急，好多人为此还很羡慕。因而，还得罪了不少人，其中，还有不少自己人。没办法，那是父亲的性格，那种刀砍不论骨肉，赏罚不论亲疏的救世主般的性格。
　　我的母亲比父亲大一岁，扁担大的一字都不认识，是个纯文盲，是个地道的老好人。自从到父亲家后，就时常和父亲拌嘴，有时还闹得不可开交。先前，大部分都是因父亲在外和别人闹仗。母亲性格和小爷小奶一样，总是劝父亲或者责怪父亲。父亲感到家人不但不支持，还不理解自己，弄得自己老鼠钻风箱，两头受气，于是，就和母亲起矛盾冲突。后来，儿女多了，也常因家务事与母亲闹仗。父亲与母亲争吵时嗓门大，话也多些，而母亲却是个语言极少的人，和父亲发生争执后只知一味地哭。那时，我们兄弟姐妹小，见到母亲哭，不分青红皂白，就怪罪父亲欺负了母亲，都站在母亲一边，痛情母亲是弱者。后来长大些了，虽然也能缕清是非曲直，但是，父母闹矛盾了，即使母亲有一百个不是，父亲有一千个正确的理由，但是，都要怪罪父亲是错的。因为父亲是男人，男人就应该让着女人，所以，父亲永远都是错的。父亲为此也受了不少气。父亲发现：家里就不是个讲理的地方，只能迁就与忍，不然就没有他的空间。于是，就漫漫改脾气，漫漫去适应这个“不讲道理”的地方。用父亲的话说：“自己的脾气叫一家老小给磨直了。”
　　“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可是，父亲却变了，在与别人或者母亲发生些争执的事很少了。并且，还越老越勤快、越老越勤劳了。他把集体分的一点好地，全部分给了我们兄弟几个，他自己满山遍野开荒，只要能抠一锄子土的地方，他就要种一棵庄稼。收回来的粮食，父母俩吃不完，父亲就把多余的拿去换钱，他总是拼命地攒钱，自己却一分都不舍得乱花，直到父亲后来身体真正干不动了，他才歇下脚，停了两年。我们还抱怨父亲：老了不就图个吃好、喝好、玩好，一门心思往钱眼钻为啥？
　　父亲一生没生过大病，但是，等那年生病时，他说：“得了瞎瞎病，是治不好的病。”我们把他带到村上老中医家，这位老中医不知是凭经验，还是啥真功夫，就判断父亲是食道癌晚期了，没有治疗的必要了。我们听后像是天塌了一样，觉得稀奇，这么大的病提前怎么没一点征兆呢？我分析肯定是他咬得蛮，一直坚持忍受着，直到癌细胞爆发，就一病不起了。虽然，老中医的话给父亲的病情判了重刑、甚至是死刑，但是，我们还是想把他送到县医院去检查。然而，父亲坚决不去，他说他知道自己病到啥样子了，不准我们再折腾他了，不要把钱打水漂了，钱难挣得跟啥一样。父亲到这时还珍惜钱、钱、钱的，他把钱看得那么贵重。然而，记得我上学、结婚那阵子，需要他供钱，那时候条件那么艰难，他对我并不吝啬，也不扣掐，事情该咋办，就得咋办，让我上学不能饿肚子，让我办事经济有余地。使我感觉家里还蛮有钱似的。可是，现在真正到拉弓上箭，要钱治病时，他又死死地捂着一家人的钱袋子。咱农民“养儿防老，攒钱防老”父亲是一头都没得到一头。
　　父亲病情恶化很快，从发病之日起，半个月时间就离开了我们，他还给我们留下了九千九百元的一摞现金。看着那一摞包扎整齐、板面不一、面值不等的九千九百元钱，我们兄弟姐妹们心如刀割、泪流如河。
　　我的父亲就这样简单地走过了他的一生，享年七十九岁。
　　我想，我今天写的这点只言片语之区区短文，又怎能揽尽父亲一生七十九年的生活阅历呢？我还想努力的从我的记忆里去搜寻父亲一生的闪光点，给我的笔墨纸头留点光，给我的文字行间添点彩。但是，父亲单调的人生，只与泥土打一辈子交道，挖掘哪里都是一股土巴味。恐怕再多的文字，千篇一律都是些平淡无奇的那点故事而已。这与人们想见到的“高、大、上”，还相差一定的距离吧。可是，这就是我的父亲，在我心里，他的生平小得如同尘埃，微不足道；他与家人间的万爱千恩，也只象锅碗瓢盆撞击发出的那点声响，单调而平淡。
　　但我又想，平凡之中有伟大。我的父亲就和普天下所有平凡而又卑微的父亲一样，他们照样值得尊敬，值得铭记，值得让人传颂。家是最小国，国是最大家，一切恋家的情怀，就是一种为国奋发的情怀。他们也在为人民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让人们共同走向富裕，努力着，奉献着。并且，他们为过上幸福生活，吃的苦更多、受的罪更大。那些做出伟大贡献的人固然值得称颂，理应得到喝彩，但凡夫俗子、默默无闻的大多数，他们才是共和国大厦坚实的底座啊，他们也应该得到我们喝彩。因为他们同样伟大，同样值得尊重！包括我的父亲。 　　作者：李奎，网名秀府工匠，山阳县南宽坪镇街道社区后坡组人，文学爱好者，有多篇小说散文诗歌发表。

责任编辑：韩雪